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中华文明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蕴，是我们与古为新的底气。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九曲黄河万里奔流，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给神州大地留下了波澜壮阔的宏大景观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孕育出最早的“中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河源在哪里？中华民族有着深沉的人文情怀和本源观照，中国历史上不论哪个民族建立的王朝，都以探寻黄河源头为盛举、为要事，这是大一统理念的直接体现，是各民族高度认同中华文化、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反映。

汉代：中原与西域交往频繁，于阗南山被认为是河源

　　在中华先民的地理观念中，《尚书·禹贡》时代已知黄河发源于西部，并认为“河出昆仑”，以昆仑山作为黄河发源地，但具体何在，并无定论。秦汉时期，大一统王朝建立，中国疆域在更大范围内整合，众多族群迁徙交融、中原和边疆人口大规模流动，族群大融合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了新的层次， 形成了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

　　汉武帝时期，中原王朝多次击败匈奴进犯，将西域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在汉朝的着力经营下，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联系交流日渐增多，了解信任不断增强。丝绸之路进一步畅通，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中原与西域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往来日益繁荣。时人的地理视野大幅扩大，河源、昆仑的地理脉络逐渐清晰。

　　西汉建元、元狩年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他在西域十余年间，通过与当地各民族的交流，了解到西域人文地理、自然风物等情况，回朝上奏说：“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今罗布泊）。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时人对黄河源头的认识，如《汉书·西域传》所说，“葱岭以东，南北有山，相距千余里，东西六千里，河出其中”，“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汉武帝也因此认为于阗南山（今新疆和田以南昆仑山脉段）是黄河源头、昆仑所在。

　　虽然这一观点于现代地理学而言并不准确，但形成了黄河“重源伏流”说，成为古代中国关于河源的主流认识。这是中原与西域密切交流的生动体现，将西域大山大水纳入了国家重要山川河岳体系之中、将西域纳入大一统国家建构和中华文化体系之中，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祖国疆域、政治与文化认同增强的结果和见证。

唐代：唐蕃“和同为一家”， 黄河源头被认为在青海境内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无法组织有效的河源探查，但各族士人仍通过文献辑校等方式研究河源。例如，北魏郦道元写就地理学巨著《水经注》，他查阅海量文献，梳理于阗南山与葱岭、塔里木河、黄河的水系关联，认为“河源潜发其岭（葱岭），分为二水”，“又东与于阗河合”。

　　隋唐时期重建“天下共主”的政治秩序，“万国衣冠会长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时期。四方部族“献琛奉贽，重译来王”，共沐唐风、主动融入，成为他们的共同追求。

　　隋朝国祚虽短，但加强了与西部边疆各民族的联系。隋炀帝亲巡河西走廊，驻跸燕支山，焉耆、龟兹、于阗等二十七个邦国的君长及使臣前来谒见。在这种交往互动中，时人对黄河源头的认识更加明确。隋大业五年（609年），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位于今青海以及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缘地区）。《隋书》记载，河源郡“置在古赤水城（今青海兴海县东南），有曼头城、积石山，河所出”。河源郡位于积石山以西，已经非常接近地理意义上的黄河源头。

　　唐代，大将李道宗率军到星宿川（青海星宿海）、柏海（青海鄂陵湖、扎陵湖），专门驻师“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时，李道宗持节护送，松赞干布“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唐穆宗长庆年间，唐蕃结成“和同为一家”的甥舅关系，成为各民族血脉相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生动写照。当时，刘元鼎作为会盟使前往吐蕃，他到达黄河上源，并通过与吐蕃民众的交流，认为青藏高原上的“紫山”就是黄河源出之山。《新唐书》写道：“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这段记载体现了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中原士人对河源位置的认识进入新阶段。

元代：“四海混一”，共同认为黄河发源于星宿海

　　两宋时期，因为中原王朝疆域范围的局限性，时人对黄河源头位置的认识比较模糊。到元代“四海混一”，中央政府正式对西藏行使全面有效的管辖，并实现了对新疆、青海等地的有效治理，各民族“蜂屯蚁聚，俯伏内向，何可胜数”（元代《经世大典》）。在“四夷宾服”的基础上，元朝广修急递铺、驿站、递运站、客馆等，沿昆仑山系的道路交通不断畅通，大一统国家的发展为探寻河源提供了条件和保障。

　　元世祖忽必烈认为，汉唐黄河源头之说都不准确，“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探寻河源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承续正统并超越汉唐，彰显空前的版图规模与统一功业。他想在河源建一座城市进行互市，利用黄河进行航运，遂命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西行探寻河源。

　　至元十七年（1280年）四月，都实一行抵达河州（今甘肃临夏），此后一路溯源到星宿海，详细考察并确切记录了黄河上游的地理、水文、民风、地方管理机构等情况，还绘出黄河源图。延祐二年（1315年），翰林学士潘昂霄从都实之弟阔阔出那里得知都实探求河源的经过，撰成《河源志》。《元史》根据《河源志》记载写道：“按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洳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译言‘星宿’也。群流奔辏，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淖儿。自西而东，连属吞噬，行一日，迤逦东骛成川，号赤宾河……合流入赤宾，其流浸大，始名黄河，然水犹清，人可涉。”而同时期的藏文文献中，也有黄河发源于星宿海的记载。

　　都实对河源的探寻结果基本符合当代地理学结论，对后世影响非常大，明代很多地图都将星宿海绘制为黄河源头，《大明一统志》《河防一览》等文献对河源方位的记载和描述也与此类似。

清代：各民族士人进行大规模地理勘测，准确认定黄河源头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不仅加强对蒙古高原、青藏高原、新疆等地的治理，底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版图，还深入整合多元文化，强调“天下一家”“满汉一体”，强化政治认同。清朝对黄河源头的重视，既出于治河、平叛等需要，更体现了对天命、正统的宣示。

　　康熙帝很早就表现出对河源的兴趣。康熙十二年（1673年），他命词臣作《河源考》。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他在平定准噶尔叛乱班师途中，在河溯临河赋诗云：“期令归化意，来者如河源。”可见，探明河源被视为建构大一统的象征。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康熙帝派拉锡、舒兰等人探寻河源。历时半年，他们不仅找到了元代勘定的河源星宿海，还勘明了河源主要有三条支流（扎曲、约古宗列曲、卡日曲），将河源地区的水系和山脉分布情况绘制为《星宿海河源图》，这已非常接近当代地理学结论了。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春，为平息黄河下游水患，乾隆帝派阿弥达西行“穷河源，祭河神”，并测绘青海、西藏地图。阿弥达等人到达星宿海，又向西行三百里，对黄河源三条主要支流进行了实地勘查，认定位于星宿海西南的卡日曲为黄河上源。乾隆帝指示著名学者纪昀等人编写《河源记略》，确定河源所在，编制《黄河源图》等，强调“疆理西极，殊域一家”，河源“一山一水，悉入图志”。

　　如以民族论，拉锡、舒兰、阿弥达、纪昀等人分别来自蒙古、满、汉等民族，但“河源昆仑”“山河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情结，溯源浚流、不忘根本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禀赋，他们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共同完成了对母亲河源头的探求。

　　对黄河源头的认知与探索，是在各民族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下逐渐清晰的。综观历史，各民族对河源的探寻代代不息，这是中华民族对黄河深沉情结的真实流露，更关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国家疆域的认知。各民族携手勘定河源，为此付出诸多努力，最终明确黄河源头所在，反映了中华民族同源共祖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是各民族“五个共同”的生动体现。

　　从认同“黄河为母亲河”、执着探寻河源，到推崇“河源昆仑”“上承天命”、接续中华正统，充分彰显出历代各民族高度认同、主动共建中华文化的自觉担当。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无论王朝由哪个民族建立，对“天下一家”“大一统”等共同价值的坚守，对中华典章制度和人文精神的继承，都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发展，让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在兼收并蓄中绵延壮大。

　　【作者系国家民委青年干部。本文系2026年度青海省昆仑文化专题研究项目“共同体视域下昆仑文化的基本内涵、传承谱系与价值转化研究”（项目号26QHKLYB01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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