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指山，地处海南岛中部腹地，山体南北长40余公里，东西宽约30公里，峰峦起伏，形似人的五指，故而得名。五指山千米以上的山峰有三角山、铁耳峰、奇人峰、青春岭等17座，主峰位于五指山市境内，海拔1867米，为海南岛第一高峰，素有“海南屋脊”“南海之巅”的美誉。作为海南岛的地理制高点，五指山不仅是南海文明发端的重要中心地，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舞台。自先秦以来，五指山及其所在南海区域文明的演进，始终与中华文明整体进程紧密关联。

　　“遥从海外数中原”：南海边陲的地景塑造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山海往往被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山离不开海，海中往往有名山。作为祖国最南端的名山，五指山犹如巨灵长臂，守护着南海海疆。明代丘濬《题五指山》云：“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诗句不仅形象地展现了五指山在中华版图中的特殊位置，也体现了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南海海疆区域、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生动历史。

　　秦汉以前，和大多数当时的南方边陲名山一样，五指山被视为需要驾舟楫、经风涛才能抵达的海外仙山，典籍中少有记载。唐宋以后，有关五指山的记载逐渐增多，南宋时期，“五指山”这一名称首次出现在时人的著述中。南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记述了海南岛山川地理、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等情形。周去非参考《桂海虞衡志》，结合自身在岭南的见闻写成《岭外代答》，其中记载了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五指山生黎峒首王仲期率其旁八十峒、丁口一千八百二十人归化”等故事。这是古代典籍中较早出现的“五指山”山名的直接记载。

　　元明以后，中央王朝加强了对五指山地区的开发与治理，五指山频繁地出现在国家典籍中。如，《大明一统志》载：“黎母山，在定安县南四百里。山有五峰，又名五指山。极高大，屹立琼、崖、儋、万之间，为四州之望。每昼云雾收敛，则一峰耸翠插天，至晡时复蔽不见。”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罗洪先在元代朱思本《舆地图》基础上，广搜资料，编绘《广舆图》，从知识汇总和山水导览的角度，较为系统地展示了明朝山水系统，其中记载了“大五指”“小五指”等山名。这表明，五指山在国家山川景物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认可。明崇祯年间，兵部职方司主事陈组绶编绘的《皇明职方地图》，也清晰地标注了“大五指”这一山名。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编绘完成的《皇舆全览图》，是当时最完整的清朝地图，五指山作为中华版图最南端的名山被标注在地图中。

　　除了舆图之外，五指山也被载入地方志书中。如，明代海南进士唐胄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编纂完成的《正德琼台志》中记载：“黎母山，一名五指，在县南四百里思河生黎峒中。五峰如人指屹立，四州之山脉、水源皆出自此。”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成书的《定安县志》记载：“在县正南思河都界外，属生黎地，距县城四百三十余里，其高际天，其广莫测，五峰如指。”

　　随着五指山地区开发的推进，五指山作为名山的地景塑造过程也逐步完成。宋元以后，五指山成为诸多名士题咏的南海名胜。如，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写道：“五指山在琼海中，亭亭直立，上参霄汉，若端人正笏峨冠之象。以故琼州诸邑，多出瓖玮卓特士。”这些创作丰富了五指山的文化意义，是各民族共同开拓建设海南岛的历史见证。

　　“山别起而为昆仑”：南溟奇甸的文明之光

　　明代丘濬十分热爱家乡海南岛，撰写《南溟奇甸赋》全面描述了海南岛的地理形胜、自然生态与人文风貌，在谈到海南岛山水形势时云：“爰有奇甸，在南溟中，邈舆图之垂尽，绵地脉以潜通。山别起而为昆仑，水毕归以为溟渤。”在这一句中，他特别点出了以“南溟奇甸”为雅称的海南岛山高海阔的特点。而在中华文明史上，山海正是催生文明的重要地理与文化空间。

　　地处山海之间的五指山，是早期中华大地人类活动的起源地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海南三亚落笔洞等遗址进行考古挖掘，出土了古人类牙齿化石与石器等，证实海南岛的人类史可追溯至距今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五指山地区番阳、毛阳、毛道等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批粗磨光面的石斧、石铲、石凿、陶瓷等器具。研究证明，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五指山地区已经出现了人类早期活动。

　　考古证据表明，新石器时代，黎族先民就已经生活在五指山地区，从事生产劳作，繁衍生息。钱铁洞遗址出土的石斧、石锛、陶器残片与炭化稻谷，印证了黎族先民在此从事刀耕火种、稻作农业与制陶手工业，创造了独特的岛屿史前文明。学界一般认为，黎族先民与古代百越族群有渊源关系，他们从史前时期开始，从两广沿海地区渡海入岛，与岛上的族群深度融合。五指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广西钦州、广东湛江等地的百越文化遗存高度相似，均以几何印纹陶、磨制石器为典型特征。在语言上，黎语与壮、布依、侗等语言同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在习俗上，黎族长期保留断发文身、巢居火耕、鸡卜等古越人遗风，说明黎族很早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郡县开疆始秦汉”：民族融合的山海场域

　　秦汉以后，中央王朝加强对南海海疆的治理，五指山地区逐渐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

　　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海南岛设立珠崖、儋耳两郡，五指山地区成为中央王朝经略海南的核心腹地。这一时期，中原移民开始迁入海南岛。他们最初聚居在岛屿北部沿海平原，后逐步移居中部五指山区，与当地黎族先民一起开发海南岛。魏晋至宋元时期，五指山成为各民族迁徙与融合的枢纽。尤其是南朝至隋初，岭南地区“俚人”首领冼夫人“和辑百越”，促使海南儋耳一千余峒黎族先民归附中央王朝，进一步推进了五指山地区的开发建设与民族融合进程。

　　宋元时期，随着福建、两广一带移民大量涌入，海南岛迎来历史上第二次移民高潮，民族交融进一步深化。这一时期，中央王朝在五指山置镇州，册封黎族首领，减免赋税，民间贸易日益频繁，沿海移民集市与山区黎族村寨形成商贸网络，人们以槟榔、沉香、黎锦、山货等特产，交换来自中原地区的粮食、布匹、铁器、盐巴等。此外，一部分东南亚地区的穆斯林商人经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海南岛，他们以商贸为业，与黎、汉等民族杂居共处，丰富了五指山地区的民族构成与文化样貌。明清时期，一部分苗族移民从广西、贵州等地迁入海南岛，主要定居在五指山北麓、东麓山区，与各民族杂居共处，共同开发建设。各民族往来互动的场景，正如明代林士元吟咏五指山的诗作所说的：“五指参天五岳呈，四州导水四山倾。地脉不缘沧海断，中原垂尽睹全琼。……郡县开疆始秦汉，舆图一统归皇明。”

　　历史上，“十字路”的开辟，对五指山地区的治理与民族融合产生了重要影响。五指山山高路远，道路险峻，明代海瑞等人提出开辟“十字路”的计划，主张开通十字形主干道路，连接沿海州县与海南岛中部，但没有推进。清光绪年间，这一计划得以实施。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派冯子材率兵入琼，带领官兵、民夫，开通了北起岭门，经蚺蛇峒、十万峒、牛栏坪、喃唠峒，越过五指山南，至水满峒的大道。冯子材和属僚在路旁大石题书志庆成功，形成现今“手辟南荒”“一手撑天”“百越锁钥”“巨手擎天”等上安仕阶摩崖石刻群。冯子材还制定了《抚黎章程十二条》，在岭门设置“抚黎分局”，开辟多处集市，推动山区开发。原规划的12条井字型大道全部开通后，各州县也陆续开通22条通往黎族聚居山区的小路。这些道路基本奠定了海南近代交通的基础格局。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内忧外患加深，海南岛成为列强觊觎之地。1939年，日军侵占海南岛，琼崖国民党当局败退到五指山区，对当地群众进行残酷压迫。1943年，黎族首领王国兴奋起率众反抗，发动白沙起义并主动寻找共产党组织，为琼崖抗日独立纵队进入五指山区，并相继建立白沙抗日根据地和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粲然之文绣”：多元一体的文化空间

　　五指山不仅拥有壮丽的热带雨林自然景观，其文化也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样貌，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空间。

　　唐宋以后，儒家文化在五指山地区的影响不断增强。宋代苏轼等人被贬儋州，在当地办学授徒，教授经史子集、儒家经典及中原文化，推动当地教育发展。至元年间，元朝在五指山地区设立黎学（又称寨学），推行教化。明清时期，五指山地区广设书院、社学、公馆等教育机构。明万历年间，朝廷在海南设立学道，海南学子可足不出岛就能参加岁考和科考，海南科举在明代进入鼎盛，共产生进士64名，举人597人，贡生2435名，出现了海瑞、丘濬等名人。

　　五指山地区拥有丰富的木棉、野麻等纺织印染原料，是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传承的核心区。黎族妇女在认识和利用植物纤维、染料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由纺、染、织、绣四类技艺构成的完整体系，制成的贯首衣、被单、筒裙、头巾、花帽、壁挂等纺织品，统称“黎锦”。黎锦的历史可追溯至 3000多年前，是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品之一，被誉为“中国纺织史的活化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黎族先民就掌握了用木棉纤维纺织衣服的技术。西汉时期，黎族精美的“广幅布”成为岁贡珍品。宋元时期，黎族纺织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黎族的“吉贝布”行销江淮川蜀等广大地区。元代，黄道婆客居海南岛期间，向黎族同胞学习错纱、絣染等纺织技艺。她返回家乡松江府乌泥泾（今上海市华泾镇）后，推广棉花种植，革新棉纺织工具，改进并传授纺织技艺，对松江一带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成为技术互传的典范。明清时期，黎锦成为国内外贸易的珍品。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称赞黎锦：“其出于琼者，或以吴绫越锦，折取色丝，间以鹅毳之绵，织成人物、花鸟、诗词，名曰黎锦。浓丽可爱。白者为幛，杂色者为被，曰黎单。四幅相连为黎幕，亦曰黎幔，以金丝者为上。”在漫长的岁月里，黎锦技艺通过各族群众的交流学习与创新，逐渐从五指山深处走向全国，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瑰宝。

　　总之，五指山是南海区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人文地理空间，其作为南海名山的地景塑造，是先秦以来各民族共同开拓南海海疆的历史见证，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在南海区域的生动写照。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海洋文明研究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海洋石刻文化遗产的调查、整理与数据库建设”（项目号24&ZD220）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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