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中华文明的良渚记忆孕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基因。良渚遗址承载的稻作文明，作为世界范围内同时期唯一的稻作文明，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至关重要的切入口。

　　从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维度上看，由于稻作农业的高度发达，中华民族核心区域即中原农耕区，其生产力发展程度、物质丰富程度、经济富裕程度乃至社会文明程度总体上领先于西域绿洲沙漠区、漠北草原区、东北渔猎农牧区、西南山林河谷区和东南丘陵滨海区。“中原富于周边”的独特优势，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四周融入中心的向内聚合。

　　稻作文明离不开天。稻作农业“靠天吃饭”，水稻生长对气候条件高度依赖，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良渚先民必须仰观天文、察定时令、公布历法，指导黎民百姓根据农时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为稻作生产提供了精准的时间标尺。良渚文化的瑶山祭坛遗址，不仅是祭祀场所，更是观天之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良渚先民在周而复始的天象循环中发现了天地运行的节律。

　　天有四时赓续，人有生老病死。天时有周期，人生也有节律，人生节律就构成了原初意义上的“礼”。如，婚丧嫁娶是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之所以要在婚丧嫁娶中强调礼仪，就是用仪式感告诉每个人：当我们的人生进入了新阶段，就需要承担新的角色与使命。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每个人的人生都要经历从“被生养”到“生养人”、从“发送人”到“被发送”的生命节律，这就构成了婚丧嫁娶的“礼”。

　　“礼”不仅是个体生命的节律，也是人们在共同体中共同生活的节奏感，这就构成了礼制，即共同体的秩序感。从天行有常到治理有序，“礼”就在政治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铺展而来。良渚文明高度发达的玉器礼制文化，便是中华礼乐文明诞生时的原生雏形。正如考古学者孙庆伟先生所说：“以玉琮、玉璧、玉钺等核心礼器群系统为代表的‘玉礼’，体现了集神权、王权、军权于一身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形态，也产生了社会等级制度，但最重要的是完成了以‘神道设教’凝聚大规模族群、维护社会和谐有序。”

　　到了周代，源自良渚的礼乐文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开始充分呈现。周王朝分封的列国须行周礼、尊宗法，这就与其他邦族纷繁各异的政治文化显著地区分开来。当时天下仍有大量邦族不行周礼，根据各自习俗来治理国家，逐渐被“诸夏”列国视为异己，并被冠以“蛮夷戎狄”之称。这种差异导致之后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中国历史存在的客观现象，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主流地位的则是“夷夏之变”。只要少数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融入中华民族，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正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不同民族完全可以互相转化而彼此融合，文化认同消解了族群身份的差异。因为从周代开始，区分夷夏的标准是“周礼”，是“礼乐”，是“文化”，而不是族群、血缘、地缘。

　　稻作文明还离不开水。为了满足水稻种植对水的精细化控制需求，良渚人修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坝工程之一，实现了对水资源的梯度开发利用，塑造了适宜水网平原的人居和生产模式。良渚水利系统覆盖100平方公里，这需要整合不同部落、区域的人力、物力共同修建，体现了“统一规划、集中管理”的治理能力，是后世大一统国家“举国体制”的早期萌芽。

　　良渚的水利工程令人叹为观止，体现了跨区域资源调配的治理模式，这在良渚古城的层级化布局中也得到了鲜明体现。良渚古城城址区的选址具有明确的规划思想，古城位于三个山体之间大体居中的位置，中心为30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其次是300万平方米的内城，最外围是600多万平方米的外郭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内城、外郭”三重结构的滥觞。“宫城—内城—外郭”三重结构，体现了“中心—边缘”的政治秩序，暗合后世“都城—郡县”的大一统行政区划逻辑。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秉持“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天下大同”的理念，把大一统看作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统一性，可以在良渚遗址看到最早的模样。问道良渚，“何以中华”的文明基因被逐一揭示：高度发达的稻作文明、向内凝聚的发展趋势、顺天应人的政治智慧、崇礼尚玉的礼乐文明、超越夷夏的文化认同、协同治水的生存智慧、内外一统的有序政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明基因渐次展开。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在良渚读懂中华。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员）

• 后一则: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