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佳节，舞狮队喜庆欢腾；宫殿庙宇，石狮守护门户……中国狮文化灿烂悠久，但中国本土其实并不产狮子。张骞凿通西域后，狮子作为一种奇珍异兽，被当作贡品献给汉廷。狮子造型如何成为我国民间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它又如何演变为具有中华特色的狮纹？

　　狮从异方来

　　狮子并非中国本土物种。《后汉书》记载：“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安息国遣使献师子、扶拔。”从此，狮子作为朝贡品进入中原。汉代，狮子的形象还未在民间流传开来，统治者和达官贵人喜欢其威武霸气的外形，通常用石狮子镇守陵墓、祠堂等。

　　三国两晋时期，狮子的形象开始出现在纺织品上。如新疆尉犁县营盘出土的汉晋狮纹栽绒毯，虽然是残片，但依然可以辨认出呈匍匐姿势的狮子图案，鬃毛以折线的形式呈现。据推测，这块栽绒毯产地为伊朗东部，其图案具有明显的萨珊波斯风格。

　　佛教文化中，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骑，象征智慧与威严。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狮纹也受其影响。中国丝绸博物馆藏有一件北朝时期的莲花狮象纹锦，狮子图案呈现张牙舞爪的样子，十分有气势。南北朝时期的狮纹造型很相似，都是鬃毛飞扬的雄狮，一脚抬起、一脚直立，后腿蹲坐，尾巴上翘。在纺织品上，狮纹常与其他异域动物、人物组合成形，如大象、骆驼、胡人等形象。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胡王锦上，卧狮头部扭向一侧，少了些野性，应是供人观赏、乘骑的驯兽；卧狮右边的联珠圈内，身穿窄袖束腰上衣的牵驼人一手执鞭、一手牵着双峰骆驼，行走在浅水中。这块小小的织锦汇集了中亚、西亚以及西域和中原文化特征，见证了古丝绸之路上文化交融的历史图景。

　　雄狮显唐威

　　隋唐时期，狮纹形象更加威猛、雄健、强壮，呈现出向现实形象过渡的特征。比起汉晋时期狮子几乎统一的姿势，这一时期出现了走姿、蹲姿等更多形态的狮子造型。唐朝经济繁荣、文化多元，人们的生活多姿多彩，反映在服饰图案上，便是色彩丰富、纹样精致，充满浓烈的生活气息。

　　中亚地区和唐代中原地区的织锦上，虽然都常出现狮纹，但风格却不尽相同。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的唐代团窠联珠对狮纹锦，两个联珠团窠内各有一对狮子，呈对称状，头对头、爪对爪，团窠纹四周还织有跳跃的雄狮侧影。同样风格的图案常见于中亚地区生产的织锦中，这些狮纹的前肢标有两个三角记号，代表着双翼，是中亚织工对前期有翼狮子翅膀的简化。

　　比起中亚织锦上的狮纹，中原丝绸上的狮纹因融合中国传统纹样，而显得更加灵动。比如融入花卉植物纹饰，形成卷草为环、内置狮子主题的图案，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件唐代狮子衔花彩绘麻半臂。半臂上的图案手绘而成，一对狮子前肢腾空跃起，后肢着地，口衔花枝，置于卷草花形团窠内。

　　唐太宗时期，丝织工艺家窦师纶组织设计了许多锦、绫新花样，主要花式有狮子、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这些图案以植物花卉纹样绕成团窠，中间的主体是祥禽瑞兽等。后来因为窦师纶受封陵阳公，他设计的图案也被称为“陵阳公样”。陵阳公样是唐朝织锦中经常采用的图案形式，狮子衔花彩绘麻半臂以对狮衔花为主体，辅以卷草团窠的图案形式，就是典型的陵阳公样风格。

　　总言之，唐代狮子形象越发强健威猛，既显示出大唐尚武的风采、国力的强盛以及经济的繁荣，亦反映出了唐人强烈的民族自信。

　　瑞兽入人间

　　宋朝崇文抑武，加之程朱理学的影响，狮子造型呈现出文人雅士所喜爱的质朴、细腻的风格，有些彻底变成了吉祥喜庆、憨态可掬的形象：头部圆滚、体型圆润饱满，有时还脚踩绣球——“狮子滚绣球，好事在后头”，寓意着仕途显达、富贵圆满。

　　元明时期，狮纹更加走向本土化，狮子的形象显得更加温顺。明代商品经济繁荣，狮子形象敦实憨厚，妆花、织金等纺织工艺的发展让这一时期的狮纹更加装饰华丽、做工精细。如明代五彩洒线绣狮子补，是一件武官官服的胸背。“胸背”即通常说的“补子”，是明清时期官服胸前或后背织缀的一块圆形或方形织物。这件五彩洒线绣狮子补上，狮子的形象以一种拟人化的方式呈现，高耸的鼻头、隆起的额头和凸出的眉关，与明代力士、金刚等皆有共通之处。

　　到清代，狮纹更加细腻具象，造型也更加华丽细致，充满了装饰意味。双狮戏球是这一时期的经典纹样组合，寓意官运亨通、吉祥喜庆。故宫博物院馆藏的红色地双狮戏球纹锦上，一对狮子作戏球状，鬃毛卷曲、尾巴上翘，四周围绕祥云纹饰，欢喜灵动，富贵喜人。除此之外，还有一大一小两只狮子嬉戏的组合，表示“太师”“少师”，寓意官场新秀、步步高升；狮子与莲花灯的组合，意味着“连登太师”；狮子和瓶的组合，意为“事事平安”，一切顺利。

　　纵观狮纹的发展史，狮子以威武神圣的形象进入中国人的生活，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纹样形式，寄予着人们共同的夙愿。狮子作为外来的瑞兽形象，却被吸纳于中华文化当中，成为典型艺术形象而流传于世，展现出中华民族融会贯通、开放包容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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