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作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一座高峰，不仅是文学艺术的瑰宝，更是时代风貌的多棱镜。多个政权并立的宋代，文化上承唐诗余韵，下启元曲先声，宋词以其独特的韵律、丰富的意象和深沉的情感，描画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图景。一部部词集，既有中原的婉约柔情，又有北方民族的豪放粗犷；既有江南水乡的诗意描绘，又有塞北草原的豪迈放歌。宋词那些长短句中，蕴藏着一部生动的民族“三交”史，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篇章，引领我们透过文学的窗口探赜历史深处民族交融的密码。

　　商海词澜：

　　丝路驼铃与市井烟火

　　经贸往来是宋朝民族交往的重要途径，宋词为这段经济交流史留下了独特注脚。

　　北宋时期，由于与辽、西夏对峙，战事频仍，对战马需求迫切，而西北、西南地区盛产良马，且对中原茶叶极为渴求，于是，茶马互市应运而生，成为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重要的贸易形式。除了茶马互市以外，宋代与其他政权之间的贸易也十分活跃。宋与辽、西夏、金在边地设立榷场，进行官方贸易。榷场中，双方交换的商品种类繁多，有粮食、布帛、瓷器、药材等。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代榷场以茶叶、丝绸换取辽、金的马匹、毛皮，这种经济互补性在宋词中转化为“羌管弄晴，菱歌泛夜”的文化图景。苏轼《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中“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的田园画面，则传递出中原丝织技术通过贸易网路向其他地区传播的信息。与此同时，一些描写边地城池的词作也间接反映了榷场贸易。通过这些词句可以想象当时边地贸易的繁荣景象，各族商人汇聚于此，熙熙攘攘，互通有无。

　　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催生了丰富多彩的市井文化，为跨民族经济交流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宋词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柳永，这位北宋著名词人，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视角，在《望海潮》中生动地描绘了杭州的繁华景象：“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诗词不仅展现了杭州作为东南重镇的地理优势和悠久历史，更将杭州民众生活的富足描述得淋漓尽致。这首词不仅是对杭州的赞美，更是对宋代城市经济繁荣的生动写照。

　　宋代词人裴湘在《浪淘沙·汴州》 中描绘了汴京殊方异物、四方而至的景观：“万国仰神京。礼乐纵横。葱葱佳气锁龙城。日御明堂天子圣，朝会簪缨。九陌六街平。万国充盈。青楼弦管酒如渑。别有隋堤烟柳暮，千古含情。”词作生动展现了宋代汴京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繁华景象。词人们通过对都城国际化商业活动的描写，揭示出宋代开放包容和民族交融的社会风貌。

　　词韵交融：

　　胡琴琵琶与“犯调”

　　在宋词的发展历程中，燕乐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种充满民族风情与民间烟火气的音乐形式，为宋词注入创作源泉，带来独特的韵律和节奏。

　　燕乐，又称宴乐，主要是北周和隋以来由西域胡乐与民间里巷之曲相融而成的一种新型音乐，既有西域音乐的热烈奔放，又有中原民间音乐的婉约细腻。《东京梦华录》中生动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其中有“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的记载，足见燕乐在当时的火热程度。词人们依据燕乐的曲调来填词，使得词的句式、平仄、押韵等都与音乐的节奏相契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格律和形式。在燕乐的旋律中，词人们抒发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同时使得宋词成为一种极具感染力和表现力的文学形式。

　　北宋词人柳永以其对音乐的敏锐感知和独特理解，率先在词的创作中融入新的音乐元素，创造出《雨霖铃》等新声慢词。《雨霖铃》的旋律优美，节奏舒缓，情感细腻，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首词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宋词的音乐形式，也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南宋音乐家姜夔在《凄凉犯》中，记载了一段独特的音乐体验：“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马嘶渐远，人归甚处，戍楼吹角……合肥巷陌皆种柳，秋风夕起骚骚然。予客居阖户，时闻马嘶。出城四顾，则荒烟野草，不胜凄黯，乃著此解。琴有凄凉调，假以为名。凡曲言犯者，谓以宫犯商、商犯宫之类。如道调宫上字住，双调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调曲中犯双调，或于双调曲中犯道调，其他准此……”“边城角声”，那独特的旋律和节奏，是北方乐调与中原音律相互交融的结晶。而其中提到的“犯调”，正是多地域、多民族音乐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打破了传统音乐的格局，为宋词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家国词心：

　　金戈铁马与统一渴望

　　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宋词中一个炽热而深沉的重要主题。宋朝战乱不息，文人的家国情怀空前高涨，他们把对家国前途命运的关心和担忧反映在作品中，表达了渴望祖国山河统一的理想。

　　豪放派词人以笔为剑，词作直抒胸臆，直击人心。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磅礴气势，追忆英雄刘裕的北伐壮举，暗含对南宋朝廷偏安一隅的愤慨。这种“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激愤，正是文人对家国命运的深情呼唤。他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写道：“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生动地展现出一位壮志未酬的英雄形象。

　　金代词人邓千江创作的《望海潮·上兰州守》同样描绘了祖国山河大好的场面，表达了对戍边将帅英雄业绩的歌颂，“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喉襟百二秦关……看看，定远西还。有元戎阃命，上将斋坛”。词句雄浑豪迈，大气磅礴，饱含家国深情。

　　岳飞的《满江红》，更是将家国情怀推向了高潮：“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首词以激昂的旋律和强烈的情感，表达了岳飞对靖康之变的痛心和对收复失地的渴望，成为“精忠报国”的集体记忆。

　　宋代婉约派词人虽以细腻著称，却在含蓄中暗藏家国之思。李清照的词作在南北宋交替的历史节点上，完成了从个人命运到民族命运的升华。“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李清照在南渡以后，“常怀京、洛旧事”。晚年流寓临安（今浙江杭州）时，孤独寂寞，贫病交加，每逢节日，更加思亲忆旧，感慨万千。这首《永遇乐》化俗为雅、朴素清新，通过元宵节的今昔对比，抒发了深沉苍凉的故国之思，是一曲苍凉朴素的爱国绝唱，也展现了一位女性词人的文化自觉和担当。

　　宋词里隐藏的“三交”史叙事，不仅是历史注脚，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美学映射。这些穿越千年的文字，既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未来的启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三交”史研究需关注“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的双向建构，而宋词恰恰为此提供了鲜活的审美范式，昭示着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永恒魅力。

　　（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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