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釉伶俑。
唐三彩骆驼。
唐三彩胡装女俑。
罗马金币。
安菩墓碑拓片。
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洛阳龙门东山北麓发掘一座唐代墓葬，发现墓主西侧棺木中有一具遗骸，其左手位置是一枚唐代“开元通宝”，右手位置则是一枚东罗马金币。墓葬共出土文物129件，其中唐三彩器物逾50件，骆驼、马、镇墓兽、天王俑等三彩器形之大、造型之美、釉色之亮丽，令人惊叹。如此“豪横”的墓葬配置，其主人究竟是谁？随葬唐三彩的背后，又有哪些文化深意？
墓主人安菩：胡人家族入居大唐的传奇
关于河南洛阳龙门东山北麓唐代墓葬的主人是谁的问题，答案就隐藏在一方厚重的墓志之中。墓志的厚重，不仅源自其石质之坚与形制之宏，更在于其中铭刻的文字，记录着墓主人安菩跌宕而传奇的一生。
志盖呈盝顶式，正中阴刻九字：“大唐定远将军安君志”。志文首句载，“君讳菩字萨，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百姓归中国”。由此可知，墓主姓安，名菩，字萨，原籍西域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安菩的父亲安系利曾为安国大首领，因不堪突厥苛政与压迫，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率众归附大唐。唐廷嘉其忠诚，封之为定远将军。安系利卒后，安菩袭父封号。志文记其“一以当千，独扫蜂飞之众”，言其骁勇善战，多有战功。
作为定远将军，安菩率军镇守西北边疆，为大唐戍守大漠、平定边患。664年，安菩卒于长安。40年后，其夫人何氏病逝于洛阳。为尽孝思，其子安金藏自长安迁葬父亲遗骨，使二人合葬于今日洛阳龙门东山北麓，遂成后世所见之墓。
墓志记载，安菩有三个儿子：长子安金藏、次子游骑将军“胡子”、三子“金刚”。其中，安金藏身份最为显赫，新旧《唐书》皆有其传。书中载其“剖腹明心，以救睿宗”，以壮烈之举平息宫中疑案，护主有功，忠义之名流芳史册。不论是安菩奋战边陲、誓卫疆土，还是安金藏扶危救主，父子二人皆以赤诚之心表明，他们心系大唐，视此为归属与信仰。
千年前，这位定远将军安菩，堪称丝绸之路上文明交流与文化融通的信使。其墓中所出唐币与东罗马金币，仿佛仍在诉说他一生跨越东西的轨迹。安菩的一生，也是无数入唐胡人的缩影。他们在唐王朝的土地上游历、工作、生活，与中原文人武士共同缔造并见证了大唐盛世。
墓中唐三彩：诉说丝路上的文化交融
盛唐时期，唐三彩工艺日臻成熟，其审美风格与制作技艺不仅体现出盛唐社会的繁荣自信，更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安菩夫妇墓出土的唐三彩遗物胎质坚硬、施釉均匀、色泽鲜艳，且器型高大、种类繁多，为研究唐三彩制作工艺以及唐代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珍贵的实物凭证。
唐代是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有众多来自西域乃至更遥远地区的胡商牵引着骆驼队伍，跋涉至中原开展经贸活动。中原工匠们凭借精妙的观察能力与高超的技艺，将骆驼昂首嘶鸣、驼峰微颤的动态瞬间凝固在了安菩夫妇墓出土的三彩骆驼之上。骆驼背覆花毯，驼峰间悬挂兽面纹驼囊，此类兽面图腾源自西域祆教（拜火教）。两侧的丝绢、干粮袋与小口瓶，生动再现了胡商远行贩运的场景。
墓中三彩黑釉马，四肢强健，气势非凡，展现出西域良马的神韵。马背上有施绿釉的华丽马鞍，革带上系有15枚绿棕色的骑马浮雕垂饰，折射出唐代三彩工艺的精妙绝伦。三彩胡商俑极具写实性：高鼻深目、胡须连鬓，头戴尖顶毡帽，身着翻领衣裙，腰系布囊，足蹬尖靴，或牵马、或驭骆驼，构成一幅生动的“丝路商旅图”。
墓中的文臣俑身着交领广袖长袍，头戴进贤冠，神情端庄，体现唐代士人的儒雅与礼制秩序。武将俑则戴鹖冠、束甲带、气宇轩昂，象征勇武与忠诚。《晋书·舆服志》称鹖鸟“生性善斗，果敢勇猛”，正与墓志中安菩“奉敕遄征，一以当千”的战绩相映成趣。
唐末马缟著《中华古今注》载：“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可见唐代女性着胡服、饰男装的风尚盛行。墓中的黄釉伶俑，正是这一风气的缩影。伶俑身穿男性胡服，翻领长袖袍衣，腰系宽带，脚蹬尖履，头戴高冠，若非面靥点缀，几乎难辨女身。当波斯珠宝点缀唐式襦裙，当突厥皮靴搭配中原腰带，服饰早已成为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粟特人能歌善舞，其音乐、舞蹈艺术随丝路商旅东传中国，对唐代乐舞文化影响深远。安金藏曾任太常寺太乐署乐工，说明粟特乐舞已深度融入唐代宫廷音乐体系。墓中随葬的伶俑、舞俑形象活泼，姿态轻盈，印证了胡乐胡舞在中原社会的盛行——“着胡服，奏胡乐，跳胡舞”，成为唐代都城生活别具异域风情的文化符号。
安菩夫妇墓出土的唐三彩遗物，不仅以工艺之美再现盛唐气象，展现唐代社会的开放包容，更以具象之形，实证了丝绸之路上物质贸易与精神文化的往来交流。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本文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7批面上项目（项目号：2025MD774116）、2024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基金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项目号：2024SYJSCX3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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