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太平年》在五代十国一片干戈烟尘里拉开序幕。“太平酒”被剧中人心心念念，晋阳来客郭荣、汴州守军赵匡胤、吴越国宗室钱弘俶都期盼喝下这杯热酒。

　　乱世中，是否真的能红泥小火炉，共饮一杯太平酒？

　　回到历史现场，公元907年，唐朝灭亡，此后的53年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十四帝，在错综复杂的政局、连绵不休的战事间，你方唱罢我登场。宋代欧阳修主持编纂《新五代史》时，常用“呜呼”抒发对这个时代的无奈与悲哀。追剧的我们，也难免在唐、宋两座文化高峰之间的低谷中眉头深锁、神伤沉吟。但是，“大交融”与“新转机”亦在五代十国孕育。汉唐以来的“大一统”理念已“散作满天星”，在各区域破土、发芽、开枝散叶，逐渐长出“太平”之果。

　　乱世之中，有一支队伍从东南出发，怀着“善事中原”的决心，向新的都城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行走。他们来自吴越国，是南方诸政权中的一个，存续72年，把杭州建为“地上天宫”，强盛时的统治区域包括今浙江、上海、常州、苏州和福建东北部。此番前来，这只归舟是在寻觅“太平天下”的港湾。

　　五代与十国的发展线索就此交织。怎样才能共享太平？南北方各有探索：北方群雄逐鹿中原，传承先王令典，争做“中国之主”；南方诸政权以大唐的余晖凝聚人心，在一江春水的浸润下保境安民，静待“大事”。

　　汴州惊：沙场苦酿

　　唐末兴起的血雨腥风在淮河以北持续劲扫。汴州成为新的都城，先后崛起的地方军阀、自东北而下的契丹都曾在城下陈军纵马。五代的第一位枭雄，朱温从这里起家，凭借在平定黄巢起义的军功，获封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把控中原冲要，并以此为根据地建立后梁。彼时，三方势力鼎峙——河东、汴州、幽州力量争夺华北地区，其中汴州、河东角逐尤为激烈，从910年至923年鏖战不息，黄河南北人命如土芥，城镇圮毁。

　　战争之苦，写于千秋史册，害及江山黎庶。分立时代，人们总是力求统一，最后也终归于统一，这种“合”的大势，越到后来越强烈。所以，五代看似走马灯般政权更迭的背后，是摆脱“分”的强烈愿望，是对“一个中国”的殷切希望。

　　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后周郭威都脱去戎装甲胄，黄袍在身、衮冕加持，行天子礼仪；南下的契丹首领耶律德光入主汴州后，戴通天冠、着绛纱袍，以中原礼仪接受百官朝贺。再造太平盛世、延续前代辉煌的美愿，是让朝堂君臣、士农工商共斟之好酒，亦是让控弦戍守、枕戈达旦的军旅得以暂歇、酣眠的热饮。

　　有一位好男儿，正是在太平酒的期待中长成，二十二岁时应募从军，逐步升任后周禁军的官员，以武夫之姿步步走近政治中心，又深怀戒惧之情，相信“慈以生和，和以生文”，他就是赵匡胤。他身为近卫，耳闻君臣奏对，深知止戈的重要性，也在政坛厮混中明了一个救民救世朝廷的重要性——春天筹措谷种，夏日整治河工，秋时积累仓廪，冬夜赈济寒家，以举国之力丰年平衡物价，灾年保全生计。当因缘际会、大权在握，他有机会酿造一瓮天下之酒，谁会进入他的宴会？

　　吴越梦：东南偏安

　　北方苦战之时，南方的节度使摇身一变成为“国”主，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闽、楚、南汉、南平悉数登场，自守一地，偶有兵锋摩擦，但多是对峙与稳定。

　　吴越之地，有个钱氏家族在富足中保持着清醒，眼光望向北地。家族对天下大势、南北时局的警醒，传承自振家之主钱镠。他立下功业，被唐廷封为杭越二镇节度使，雄踞两镇十三州之地，获昭宗皇帝赐丹书铁券“恕九死，子孙二死”（亦有写为“子孙三死”），得后梁册封为吴越王，于天下分裂之际建国。

　　天下汹汹，钱镠似在骤雨狂风中掌舵，他有自己的“大局观”：比肩四邻，小国不能自立；泛海北上，知中原纷争，“事中国以为重”。临终时，他紧握儿子钱元瓘的手留下遗训，子孙世世代代要以中国之主为尊，坚持“事大之礼”。何为“事大”？以小国侍奉大国，以藩镇拱卫中央，以臣仪忠于君教。钱氏坚持的“保境安民”，是中国之境、中国之民。

　　吴越宗室钱弘俶，乃钱元瓘之子，泡在“甘醴”里长大。祖辈基业加上群臣协力，已有乐土之美。宋代苏轼在《表忠观碑记》描述为：“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仓廪实，诗书礼仪传家，钱氏家训指向一种士人的理想范本，乱世中安居一隅，仿佛亦能独善其身。现实的状况是，没有大太平，小环境里也难安生。

　　身处分裂之世，对外维持生存、对内保持运转并非易事，巨大的经济重担最后以“万万税”的形式落在百姓身上。根据经济史学者的研究，十国的税种泛滥异常，经常重复加税。比如捕鱼，已经交税的基础上，还有“缯纲钱”，只要张网就要增加税款。《新五代史》评价钱氏，重敛财于民，乃至“鸡鱼卵菜”“箕帚”都收税。在千征百战的时代，为了应付军备、贡赋，安抚豪族贵胄，吴越国再精打细算，也难以保障百姓的日子甘如甜醅。

　　天下同：太平共饮

　　公元948年正月，钱弘俶在一场宫廷政变中醒来。夜里喧哗乍起，大将胡进思带着一众亲兵已在庭内，钱弘倧本是吴越王，却被军中铁腕锁在义和院，性命堪忧。为保全兄长性命，钱弘俶只能听任摆布，成为“新君”。鸡鸣之前，朝野战栗，素有君子美誉的名臣水丘昭券惨遭屠戮。天下无纲纪，兵锋为强谋，吴越岂能独善？

　　面对复杂局势，作为吴越新主的钱弘俶对内整肃大臣、安稳兄长，经济上发展生产、奖励垦荒，以不与民争利之心减免赋税，保持社会安宁；对外，继续关注北方力量调整，同时抵抗邻近势力做大、威压。警醒的钱弘俶坚守祖辈之命：对“中国之主”坚守藩臣之礼，当中原动荡，江淮阻塞，则治理好两镇十三州，保一地太平；当“大一统”成为大势，“如遇真君主”，能实现南北一家，“宜速归附”。

　　陈桥驿归来，禁军将领赵匡胤成为宋朝开国之君。依靠兵变推翻后周建立政权，他自然不想走五代的老路子。首要任务就是稳定形势、收复人心，这里的“人心”既包括统军将领、朝中功臣以及藩镇与诸国王室，也有天下黎庶之心。史料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多次以宴饮化解政治危机，以怀柔方式笼络大臣。钱弘俶自然也是他要款待的贵宾，这位吴越之主将辖区治理得井井有条，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还是可倚重之人。

　　当钱弘俶来到汴州，赵匡胤与他共饮，酒酣之际，以兄弟仪礼相待。两人亲历分裂时代家国破碎、君臣漂泊、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心有戚戚。眼下，汴州之困已经解决，赵匡胤“先南后北”平定之策向淮河以南推进，势在必行。自守东南一隅，钱弘俶面对重要抉择：宋朝于其有恩，赵匡胤以礼相待，赐厚赏与荣誉，“剑履上殿，诏书不名”；有威，南方各政权渐灭，南唐金陵被宋军攻破，割据漳泉的陈洪进主动携地附宋。

　　钱弘俶作出关键决定，吴越“归舟”已经找到港湾。他顺应“大一统”之势，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上表，愿以所部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十一万五千一十六卒献于宋朝。纳土归宋，天下同饮一杯家酒。这一抉择的背后是三重认同：其一，以天下为大，以“中国”为大，吴越从未自外于中华；其二，百姓之爱，苍生为念，祖辈的保境安民与宋太祖的民本治国之道，都在于让“民”远离战火；其三，对太平长久的期盼，天下同，合为一家，才能真正停止兵戈，重整纪纲、道德教化。

　　南北合璧，也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夙愿，统一天下，方能太平长久。吴越与中原共饮太平酒，是南北政权对山河一统的双向奔赴。纳土归宋是乱世中兵不血刃、和平统一的典范，实现了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合”，影响后世。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彻底完成，江淮地区深度开发与繁荣离不开吴越的经营。积善有余庆，钱氏家族从北宋到明清、至近现代家风传承，在各个领域涌现出杰出人物，影响力持续千年。

　　天下一家，书轨无外，共享太平酒。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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