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一方唐代彩绘木棺缓缓褪去沙尘。棺座之上，12只带翼瑞兽踏彩奔腾，其中一匹彩绘翼马栩栩如生，似以昂扬之姿掀开一段盛唐时期的西域往事。

　　这里是位于吐鲁番市火焰山镇巴达木村东南的巴达木东墓群，距高昌故城约5公里。墓葬分布于火焰山南麓黑沟河流域山前冲积绿洲地带，是十六国至唐代高昌先民的公共墓葬区，墓地呈现“聚族而葬”的布局特点。2022至202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对这一区域进行系统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共发掘墓葬27座，出土各类遗物600余件（组）。

　　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的考古发现，生动诠释了晋唐时期西域与中原“家国同风”的历史图景，成为研究晋唐时期国家治理、文化认同、民族融合、丝路贸易的珍贵考古标本，更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脉络提供了考古学证据。今年4月，巴达木东墓群入围“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

　　首次发现墓内陈设布局的实物组合

　　据考古发掘，巴达木东墓群十六国时期墓均坐东朝西，平面呈“甲”字形。墓内随葬多人，仰身直肢，单人单棺，木棺前高后低呈梯形，以榫卯结构为主，常见河西地区较为流行的蝴蝶榫。

　　随葬器物以罐、盆、盘、灯、甑、碗等陶器组合为主，并有一定的组合规律。其中，4件陶器表面用墨汁书写有“麵汲”“米汲”“干麵”等字样，人骨碳氮同位素结果显示当地饮食结构以小麦、大麦为主，辅以粟、黍。这些表明，晋唐时期高昌地区已出现高度发达的加工技术与种植业。

　　巴达木东墓群唐代墓葬形制较为统一，均坐北朝南，设有长斜坡墓道，多为单室或双室土洞墓，平面呈“刀”形，大型墓葬带天井，并有围沟茔院建筑。墓葬规模普遍较大，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东西耳室和墓室组成。随葬器物十分丰富。

　　其中，M20墓为一座长斜坡道单天井土洞墓，通长25.6米，墓室呈方形，长4.1米。结合墓内出土带有凤凰图案的漆器及象牙制品，参照同期长安地区墓葬特征，考古工作者推测其年代为盛唐时期，墓主可能为三品官员。墓内陈设布局由彩绘木榻、木棺、木架、木箱、木屏风等组成，为目前国内首次发现。木榻上摆放案几、木盘、笔架和陶质箕形砚，模拟前厅生活工作、后寝安息的生前行为模式，是典型“前堂后寝”的设计理念，再现了“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M20墓这种陈设布局既融合了中原文化中的礼制与西域文化中的精神意象，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鲜明特征。

　　彩棺结构复杂，层级分明，由棺床、棺座、木棺组成。棺床为土坯垒砌，外抹草拌泥，面铺苇席；棺座置于棺床之上，自下而上依次设弧形壸门、方形壸门，以叠涩法衔接过渡，整体呈塔式结构。棺座南北两侧板各设6个壸门，内绘12只带翼神兽，栩栩如生的彩绘翼马正出自此处；东西两侧各绘双虎捕羊及虎捕鹿的图像。这些瑞兽造型各异、神态威猛、画工精湛，极具艺术表现力。所见翼兽形象受域外文化的影响，经过改造成为中国本土的瑞兽，生动展现了古代先民对祥瑞传统的精神寄托，反映出西域社会对中原文化的深度理解与认同。

　　实证唐代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管辖与治理

　　自汉代设戊己校尉并建治所以来，高昌故城先后经历了高昌壁、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高昌回鹘等历史时期。巴达木东墓群先后出土北庭副都护程奂（从四品上）、西州都督府长史李重晖（正五品上）墓志，那些不曾见载于史料的大唐戍边人的忠勇与坚守，也随之揭开面纱。

　　墓志清晰记载，陕西华阴人程奂历任瀚海军副使、北庭府长史等职，最终以“摄北庭副都护”之职镇守西域，卒于唐代大历十一年（776年）；甘肃天水人李重晖官至西州都督府长史，卒于贞元五年（789年），享年83岁。

　　两位官员的墓志纪年，正是解读唐代西域历史的关键节点。安史之乱爆发于天宝十四年（755年），此后吐蕃逐渐扩张，切断河西走廊。而这两位官员墓志明确使用唐代年号，确证了即使在安史之乱后，西域仍坚守唐代制度近半个世纪，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管辖并未中断。

　　从墓志内容来看，唐置西州为正州，归朝廷直接管辖，推行州、县、乡、里管理制度，与中原地区完全一致。主政一方的官员都是朝廷正式任命的铨选官员。他们举家西迁，恪尽职守，守护着大唐的疆域，即使在“国门东阻，海塞西遥”的困境下，仍未有懈怠。墓志载李重晖“顷慕班超之志，爰申定远之策”，可谓边疆砥柱，志节不改。正如《左传》所言，“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展现西域地区对中原文化的深度认同

　　巴达木东墓群十六国墓葬中出土的画押、鸠杖等物品，是中原传统文化在西域流传的实物见证，展现了晋唐时期边疆治理之下的文化景观。

　　画押广泛应用于契约、官府文书及私人信函中，是买卖交易签署及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载体，体现了人们对契约精神的尊重与制度化约束。

　　鸠杖主要流行于先秦至两汉时期，是敬老的标志。汉代的“高年授杖”制度是朝廷以法律形式推行的尊老养老制度，70岁以上的老人经官府授予杖首雕有鸠鸟的手杖，持杖人可获得赋税、司法和出行等方面的优待。汉代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提倡孝道，褒奖孝悌。从墓葬出土的鸠杖可知，这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晋唐时期高昌先民的日常生活中，孝道已从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风尚并上升为政治制度。

　　巴达木东墓群唐代墓葬随葬器物以彩绘泥俑为主，主要有“四神十二时”俑、男女立俑及马、牛、驼等动物俑。这些彩绘泥俑是迄今新疆地区唐墓出土数量最多、种类最全、保存最完好的泥俑组合，是中原丧葬礼仪制度最直接的实物呈现。

　　口含、手握钱币的丧葬习俗在巴达木东墓群唐代墓葬中也普遍存在。“缘生以事死，不忍虚其口”，这是“象生时食也”这一中国传统丧葬习俗的典型表现。

　　此外，巴达木东墓群唐代墓葬还出土《天宝八载（749）木券》一组，残存墨书230余字，记录了建墓前举行葬仪的过程，与堪舆术中提到的“斩草仪”密切相关。多座墓葬发现的铁券，实为斩草仪式后随葬的买地券，二者同时出现，为研究道教堪舆观念在西州流行提供了珍贵资料。

　　揭示吐鲁番在古丝路上的枢纽地位

　　巴达木东墓群唐代墓葬中出土的钱币十分丰富，既有大量中原地区流通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也有突骑施钱、波斯银币、拜占庭金币等外来货币，另见一枚极为罕见的玉质开元通宝厌胜钱（亦称花钱，主要用于祈福、辟邪和赏玩）。

　　墓葬还出土了希腊、波斯风格的三耳绿釉罐，以及带有中原文化特色的金银平脱花鸟纹铜镜、银平脱葵形漆盒、银平脱蚌壳等。这类器物主要流行于盛唐时期，通常用于皇室或对外赏赐的国家礼品。巴达木东墓群首见此类器物，足见丝路贸易的畅通以及墓主身份的高贵。墓葬出土的盛放麝香的鎏金银粉盒、镶嵌绿松石金花钿、骨骰子以及铜下颌托等器物，则填补了唐代西域丧葬习俗研究中的多项空白，见证了丝绸之路沿线人群互动交流的繁盛景观。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M27墓一墓室葬两人，头向西，人骨下铺烧灰，未见葬具；且中部有一圆形土台，与生土棺床相连，疑为火坛；出土一件仿查士丁尼以前的拜占庭金币，其可能来自中亚粟特地区。种种迹象表明该墓可能为粟特人墓葬。这充分表明吐鲁番在丝路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是古丝路上人群交流往来的地区。

　　巴达木东墓群墓葬结构清晰，文化面貌多样，内涵丰富。多件器物尚属首次发现，反映了西域不同族群统合于中原丧礼体系之中，再现了西域各族群交融共生的历史场景，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包容性，见证了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与文化浸润，极大丰富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下新疆历史发展进程研究的内容。

　　（作者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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