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中的民族交往与融通

青海：多元文化交融的地域 民族沟通互信的圣地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敦煌文化：不同文化汇聚交融的优秀成果

古典诗词中的民族交往与融通

演讲人：　蒙曼【全国妇联副主席（兼）、知名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2019年12月20日晚，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以《古典诗词中的民族交往与融通》为题作讲座。石建杭摄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中国从来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并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的一个基本走向。

　　蛮、夷、戎、狄的概念产生得很早，在春秋时期已有，但那时统称为夷，真正把四夷分成蛮、夷、戎、狄的是在战国后期。《礼记》里对四夷划分得很明确。

　　《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这里指出，中国的中原作为一方，再加上蛮夷，也就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成为五方之民，五方之民皆有本性，不可更改。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超越阶级、超越社会的永恒普遍人性。也就是说，人性其实是可变的，会随着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再看《论语》中的例子：

　　《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这句话直接翻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头散发穿左衽(衣服右前襟掩向左腋)的衣服了。这是孔子对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之功的赞誉。右衽(衣服左前襟掩向右腋)是汉族人的服饰习惯，左衽则是少数民族的服饰习惯。虽然左衽可能更方便，但是方便之外还有审美属性——这是汉民族的追求。

　　由此看来，我们原本以为人性中永恒不变的特质在社会交往中都可能会改变。大家发现彼此身上有价值的东西，便会相互学习，这样自身原本具有的某些特性就会改变，从而创造出更新的文明成果让大家共享，并在交往融通中再进一步改变、提升。一个人向他人学习是一种本能，这种本能表现在方方面面，如服饰、饮食上，政治制度上，还表现在文化成果上，古典诗词也是其表现形式之一。所以，古典诗词中也包含着民族交往、民族融通。

　　经典之歌：《敕勒歌》与《越人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歌》

　　赏析：《敕勒歌》是一首北朝民歌。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后因六镇起义分裂成了西魏和东魏，西魏和东魏又分别演化成北周和北齐。西魏、东魏以黄河几字形为界，东边是东魏，西边是西魏，东西相互对峙,一直在打仗，双方各有胜负。其中，东魏有一次打了败仗，将士们苦战了数十天，死伤者达数万余人，这就是玉璧之战。这次战败对东魏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大将军斛律金用鲜卑语唱起《敕勒歌》，以鼓舞士气、振奋军心。

　　辽阔的敕勒平原就在千里阴山下，那里自古就是草原英雄崛起的地方。天空就像蒙古包一样，笼罩着这片草原。天是青色的，原野辽阔无边。风儿吹过，牧草低伏，显露出原来隐没于草丛中的众多牛羊。牛羊的背后是它们的主人——游牧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就是从这样一个天地大舞台走出来的，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狂风巨浪，走到了西魏和东魏对峙的这一刻。想想来时的苍茫道路，内心便会涌起一种悲壮的感觉，这正呼应了玉璧之战大败后的那种心境。所以，这种悲壮的感觉具有最真实的力量，这一力量足以打动我们，哪怕今天这种语言已经消失。

讲座现场　石建杭摄

【详细】

青海：多元文化交融的地域 民族沟通互信的圣地

演讲人：吉狄马加（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名诗人）　

　　吉狄马加以《青海：多元文化交融的地域 民族沟通互信的圣地》为题作讲座。　石建杭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其中特别提到了文化的重要性，强调“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当今世界，人们对文化、对文明有不同的讨论。其中，美国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本质上，文明冲突实际上就是文化冲突。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们发现，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受到西方干预的南联盟，其文化虽然有一部分是斯拉夫文明，但基本是在西方文化的大格局里，这种冲突就不能说是“文明的冲突”。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有一个观点认为，真正伟大的文明，不管是中国的儒教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拉美文明、伊斯兰文明，还是欧洲文明(主要是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这些文明在地球上被传承了几千年，都有其合理性。它们本身的包容性，是其能够延续下来的重要原因。

　　现在，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把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地球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反映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共同愿望，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我们在理解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时候，要看到中华文化的极大丰富性和包容性。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我曾在青海工作多年，想从一个诗人的角度，从一个文化学者的角度，以青海为例，谈谈我对中华文化包容性的看法，探讨中华文化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青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青海在中国具有特殊的生态重要性，它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根据计算，长江25%的水量是从青海流下去的;黄河近一半的水量是从青海流下去的;澜沧江约15%的水量源自青海。因此，青海从地缘上来说，尤其是从生态上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水塔”。

　　我们在研究人类古文明的时候，发现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世界上很多伟大的文明都和河流有关系。比如中国的长江，它是一条伟大的河流，很多文明发祥地分布在长江的不同段落。黄河文明亦是如此。又比如埃及文明的诞生，和尼罗河有很大的关系;印度的文明和恒河有着密切的关系;两河流域的文明，更是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其实也很好理解，人类的生存需要水，因此人类早期文明很多是沿河流分布的。

　　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长江文明还是黄河文明，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包括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形成，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青海作为三江源头，特殊的地理优势让这里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从青海的史前文明研究来看，青海很早就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通过考古发现的石斧，包括很多史前的原始用具，都可以看出，这个地方很早就有人类在活动。顾颉刚先生在研究西北史的时候就曾说过，从青海史前文明的大量遗迹、文物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很多先民很早就在这里生活。青海文明的诞生，与大江大河的源头这种产生文明的自然环境、自然基础是相一致的。

　　朗诵艺术家、中国教育电视台诗意中国总导演、主持人张宏，朗诵艺术家、诗人、诗意中国发起人非也在讲座结束后一起演绎了吉狄马加的诗歌《圣地和乐土》《嘉那玛尼石上的星空》　　石建杭摄

【详细】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阿布都外力·克热木

　　侗族大歌剧《珠郎与娘美》 张琪摄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共同”，深刻地阐述了我国各民族的历史关系和历史贡献，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各民族语言交流交融十分频繁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我国的通用语言文字。55个少数民族虽然彼此语言不尽相同，但可以通过国家通用语言进行交流，加强了解，促进团结。很多民族地区，汉族同胞也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加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了解，增进友谊。

　　据研究，西北阿尔泰语系民族对汉语北方方言和西北方言的语音、语法和句法产生过一定影响。同时，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在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和撒拉族进行语言调查时发现，汉语对这些民族口语表达影响十分显著。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等少数民族语言中有很多汉语借词。同时，如胡同、萨满、木卡姆、哈达和麦西来甫等少数民族词汇也传入到汉语之中，丰富了汉语词汇库。这些语言交往现象充分说明了我国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总的发展趋势。

　　各民族文学交流交融十分突出

　　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神异生物，是汉族等东亚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之一。关于龙的形象，最著名的是“九似”说，即取材于九种动物。至于哪九种动物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为常见的是宋代画家董宇的说法，认为龙“角似鹿、头似牛、眼似虾、嘴似驴、腹似蛇、鳞似鱼、足似凤、须似人、耳似象”。一般认为，龙是取自中国古代部落图腾的变化。在少数民族地区，一些部落将蛇、牛、鹿作为图腾，一些部落崇拜狮子、老虎、鳄鱼、乌龟、鹰和鱼类。在这些部落交流融合过程中，各部落的图腾崇拜融合为一体，形成了神话传说中的奇特动物——龙。

　　我国的盘古、伏羲、嫦娥、女娲造人等神话在南方各民族广为流传，这些神话传说与他们本民族神话融为一体，形成了文学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殊现象。

　　汉族文学对各民族文学产生深刻影响。《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四大传说对我国各民族影响十分深刻，南方一些民族已有很多四大传说的变体。唐诗宋词也已翻译成很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对各民族文学创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元杂剧是中原戏曲与西域杂剧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成果。《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先后译成1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丰富了各民族文化生活，满足了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和审美需求。

木偶动画片《阿凡提》剧照 资料图片

【详细】

敦煌文化：不同文化汇聚交融的优秀成果

杨富学 文/图　

　　敦煌莫高窟外景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的贺信中就盛赞敦煌：“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不同文化在这里汇聚和交融，塑造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敦煌：各民族经济文化交融的大都会

　　历史上的敦煌(包括今甘肃省安西县)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自古以来即被称作“各民族经济文化交融的大都会”。早在战国之前，这里先后定居过火烧沟人(羌)、塞种、允戎等多种部族。战国秦汉之际，这里又有月氏、乌孙和匈奴等入居。汉代以后，相继又有汉、鲜卑、吐谷浑、粟特、吐蕃、嗢末、苏毗(孙波)等繁衍生息于这里。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引发了西北地区的民族大迁徙运动，回纥(回鹘)、龙家(龙部落、肃州家)、南山、仲云(众云、众熨、种榅)等相继登上了敦煌的历史舞台。再后，又有鞑靼(黄头鞑靼)、党项(西夏)、蒙古及黄头回纥(裕固族)等民族跃马挥鞭于这块热土。

　　正因为敦煌是多民族共生之地，所以这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6万余件古代文献中，除汉文外，尚有吐蕃文写卷万余件，另有突厥文、龟兹文、焉耆文、摩尼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等多种文献，此外还有用佉卢文、梵文、钵罗婆文(中古波斯文)等外来语言文字书写的文献。今敦煌地区现存的700余洞窟中，大约有1/3为少数民族人士或少数民族政权时代开凿的，尤其是1036年沙州归义军政权灭亡以后的晚期石窟，少数民族文化因素更加彰显。

　　敦煌石窟以唐朝灭亡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二期，其中晚期石窟向称难治。这一时期敦煌民族更迭频繁，宗教思想和信仰也都有很大变化，与之相伴的艺术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贯穿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应首推回鹘。回鹘从9世纪中叶起即活动于敦煌一带，13世纪下半叶，来自中亚的蒙古人入居河西，与回鹘水乳交融，至明初发展成新的民族共同体“黄番”，即今天的裕固族。裕固族先民在敦煌活动频繁，大量营建石窟，许多所谓的“西夏窟”其实都是裕固族先民在11至14世纪间营建的，参与营建者既有构成裕固族主体的回鹘人、蒙古人，也有西夏人、吐蕃人、汉人，更有史书未见记载的其他民族。

　　1988年至1995年间，敦煌研究院考古工作人员对莫高窟北区进行发掘清理，出土文献众多，其中108项文献年代比较明确，属于元代者占88项，其余时代仅占20项。在出土的元代文献中，以回鹘文数量最多，占36项，其次为蒙古文，占25项，继之为藏文(吐蕃文)，占8项，再次为汉文，占6项，其余依次为西夏文占5项、八思巴文占3项、梵文占2项，还有叙利亚文、希伯来文等。如此多样的古代文字并存于莫高窟北区，体现了当时敦煌民族成分的复杂和文化的多样性。

　　更能反映元代敦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实物资料是敦煌发现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碣石勒立于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保存基本完好，其上方及左右方刻汉、梵、回鹘、藏、西夏、八思巴等6种文字的六字真言。在六字真言外围有95位功德主的题名，其中以蒙古人居多，还有其他民族，如藏族，以及回鹘人、西夏人，更有来自西域的人士，如哈只、答失蛮等。总而言之，该碑之立应有多民族人士的参与。

　　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阳朔二年传车簿

　　《莫高窟六字真言碣》，其上刻汉、梵、回鹘、藏、西夏、八思巴等6种文字

【详细】

• 前一则: 壮丽70年·民族文化巡礼
• 后一则: 携手同心 众志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