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碑刻石刻文物，是指在各种石材上雕刻铭文，包括碑、碣、墓志、摩崖、造像、刻经等主要类型，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的古代物质遗存。近日，国家文物局公布《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包含碑刻、摩崖石刻等1658通（方）重要文物。

　　我国古代碑刻石刻文物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是独特的历史文化载体。《名录》呈现了古代碑刻石刻文物的总体面貌，全面覆盖战国至清的18个主要历史时期，涉及碑、碣、墓志、摩崖石刻，以及刻经、石鼓、石经幢、石阙、石塔、画像石、造像石等主要类型。在分布方面，《名录》全面覆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陕西、山东、河南、北京等省（市）数量为多。

　　古代碑刻石刻文物集书法、绘画、雕刻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身，记录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天文、地理、风物等多维度、丰富的历史信息。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一个显著特征。“唐蕃会盟碑”记录唐蕃盟誓的缘由过程、盟约主旨和唐蕃友好关系，是汉藏民族团结的重要见证；“爨宝子碑”记录古代西南民族爨部首领“振威将军”生平，是民族团结、社会和睦的见证；“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记录土尔扈特部义无反顾回到祖国的历史，体现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名录》碑刻文字涉及汉文、藏文、蒙文、满文、维吾尔文、吐蕃文、西夏文等13种，记录了我国古代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例证。

　　“元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为高昌回鹘的来源与发展提供重要见证，“御制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平定准噶尔勒铭碑”“清乾隆御制《喇嘛说》碑”“施琅‘师泉井记’”“清驻藏大臣巡边记事碑”“清额敏和卓造寺石碑”“中俄边界清勘界碑（土字牌）”等则记述了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守护疆域的历史……《名录》记录了众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印证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

　　此外，《名录》展现了古代文字、书法、文学的演变。其中，宋及宋以前碑刻共1148通，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字、书法发展历程、演变规律以及主要书体、书风、技法、流派，是古代文字、书法和文学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在书体方面，既有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也有古籀等先秦文字，以及各朝代异体文字；在文体方面，既有赞、颂、志、铭，诏敕文牒，也有经典文献、诗歌杂咏。代表性书法名碑名刻有“二世琅琊刻石”“会稽刻石”“秦泰山刻石”“东汉永寿礼器碑”“东汉中平二年曹全碑”“熹平石经”“三国魏正始石经”“辟雍碑”“北齐陇东王感孝颂”“唐九成宫醴泉铭碑”“唐天宝十一年多宝塔感应碑”等。

　　《名录》亦反映了古代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白鹤梁题刻”反映了从唐代广德元年（公元763年）至今1200余年间的长江水位变化情况，具有突出的水文价值；“重修通济堰规暨跋语碑”记载了通济堰历史，是研究通济堰历史和地方水利史的珍贵史料；“清万寿山昆明湖碑”记述了扩展昆明湖的目的和经过，是京杭大运河和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见证；“御制重修惠济祠碑”为明清之际黄运交汇提供了可靠资料……《名录》中的部分碑刻记录了我国古代生产力发展、生产技术进步和科学发明创造的一些重要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名录》部分碑刻石刻上使用了阿拉伯文、拉丁文、梵文、波斯文、婆罗米文、巴列维文、叙利亚文等文字，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比如“唐建中二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一直到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景教沿着丝绸之路在中国流传、融合的过程；“大唐天竺使出铭”记录了大唐敕使王玄策多次出使天竺的事迹；“‘波斯人赡思丁’墓志碑”等见证了阿拉伯人沿大运河在中国迁徙、生活的历史，是中阿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作为我国文物资源中特色鲜明、价值突出的重要类型，古代碑刻石刻文物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布《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是加强碑刻文物保护利用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将实施一批古代碑刻石刻文物本体保护和阐释展示项目，全面提升古代碑刻石刻文物保护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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