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大运河，半部中华史。中国大运河主要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大部分，全长近3200公里，历经2500多年，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从文明史的视角看，中国大运河可谓是“流动的史诗”，它汇聚了中华民族的千年文脉，生动地体现出中华民族进步与发展、交流与对话的文明历史。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大运河是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我国西高东低的地势，使大部分河流自西向东奔流，南北之间的天然水道相对较少。为突破地理限制，古代劳动人民以卓越的智慧和坚韧的毅力开凿运河，逐步构建起纵贯南北的水运网络。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下令开凿了沟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邗沟从扬州附近的长江一直通到淮安的淮河，全长约30公里，这成为大运河体系最早的河段之一。战国中期，魏国开凿鸿沟，沟通黄河与淮河。

　　西汉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解决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的漕粮问题，将运河向西延伸到关中地区；东汉时，开凿阳渠以沟通洛水与黄河。东汉末期，曹操利用黄河故道，开挖白沟等河道，使运河向黄河以北延伸，抵达今河北东部地区。东晋、南北朝时期，开凿修治浙东运河，沟通了姚江、甬江、钱塘江、曹娥江等自然河流。经过千余年的持续开凿与营建，到隋代之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贯通东西南北的中国大运河体系已初步形成。

　　隋朝是我国大运河发展的重要时期。隋朝建立之后，隋文帝杨坚命宇文恺督率水工开凿广通渠；隋炀帝继位后，更是征发百万民众开凿疏浚通济渠、山阳渎、永济渠、江南运河，连通海河、淮河、黄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西抵长安、南至余杭、北达涿郡（今北京、河北以及天津的部分地区）的庞大水运交通线。这条大运河长达2700多公里，河宽30至70米，史称“隋唐大运河”。

　　唐宋时期，为了保障大运河的畅通，朝廷对运河部分河段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改建，并建立粮食仓储、转运等运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统一运河维护和运输管理的漕运行政体系。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后，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世祖忽必烈在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下令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河道，漕运粮船可以从杭州直通大都，形成了后世所称的“京杭大运河”。

　　明清两朝定都北京，继续沿用元代大运河作为连接北方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重心的水运通道，并对其不断修葺、疏浚，新建和改建部分水道。京杭大运河成为国家漕运大动脉，造就了繁华一时的运河经济带。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为保障漕运安全、由国家开凿和管理的超级工程，大运河堪称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巅峰之作，是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其建设与维护贯穿多个朝代，如隋唐设有都水监，宋代设都水监和提举司，元代设都水监和河道提举司，明清两代设有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除此之外，还有配套的钞关制度、驿传制度、闸坝管理制度、粮仓管理制度等，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水利、运输与行政管理的系统整合。

　　大运河是古代中国经济大动脉

　　大运河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联结起我国主要的产粮区和核心经济区。运河通则国运兴，运河阻则国运衰。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中国古代，大运河不只关涉河运，更关涉到一个王朝的“国运”。如经济史学家全汉昇在《唐宋帝国与运河》中写道：“运河之于唐宋帝国，着实像动脉之于身体那样，它的畅通与滞塞，往往都足以影响到国运的兴隆与衰替。”

　　保障钱粮的供应和运输是历代王朝面临的重要课题，由此诞生了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漕运。这是古代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是大运河的核心功能。自唐宋以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变化，运河沟通南北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大运河的不断发展与兴盛，带动了沿岸都城的繁荣和辉煌。

　　宋代著名画作《清明上河图》描绘出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商船云集，货物汇聚，还有各种茶馆、酒肆等，街上行人如织，河上船只如梭。正是通过大运河，四面八方的财货集中于汴京，又通过水路疏散到全国各地甚至是海外。可以说，没有汴河，就没有北宋时期东京城的绝世繁华；没有汴河，就没有流传千古的《清明上河图》。

　　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裁弯取直，南来北往的商船、物资不计其数，造就了繁荣的运河经济带。北京民间有句俗语“漂来的北京城”，说明了北京建城所需的砖石木材、吃穿用度的粮食布帛基本上都是靠运河运输。天津，既是当时的漕运枢纽，也是重要的军事卫所、仓储重镇。山东临清处于卫河（永济渠）与大运河的交汇处，在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前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随着大运河的贯通，一度跃升为可以媲美苏杭的商业大都会。此外，淮安、徐州、扬州、镇江、苏州、杭州等一座座运河沿线城市兴盛繁荣，形成了明清时期中国最富裕、最繁华的经济带。

　　大运河是文化互鉴融通纽带

　　大运河沟通着我国的多个地理区域，北段到北京，并延伸至北方草原地区及东北地区，西段经洛阳、长安与丝绸之路相接，南段则通过明州港（今浙江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这条蜿蜒千里的人工水道，如同一根柔韧而有力的纽带，将内陆与沿海、中原与边疆连接起来，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

　　自春秋战国时期起，运河就成为各族群南下北上、迁徙融合的重要路线。隋唐时期，洛阳作为运河的中枢，汇聚了西域胡商、江南文人，形成胡风汉韵的多民族交融格局。隋炀帝时期，曾在东都洛阳大规模招待来自四方的使臣和宾客，并在东、南、北三市举办大型商品交流活动。明清以后，大运河沿线各族商贾云集，涌现出一批著名的“伊儒会通”式建筑，包括北京的牛街、东四清真寺，山东的济宁东大寺、西大寺，江苏南京的净觉寺等。

　　大运河承载着灿烂的中华文化，比如国粹京剧的诞生，就是清代四大徽班沿运河北上，并吸收昆曲、秦腔、楚调等剧种的精华，最终形成了以西皮和二黄为主腔调、以京汉语言为念白、湖广音加中州韵的京剧。运河沿岸繁华的市井生活也为明清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资源，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文学巨著《红楼梦》就与大运河密切相关，书中林黛玉下船进京的码头就在如今的北京通州区张家湾镇。《水浒传》《三言二拍》等小说中的许多故事情节也都与运河有关。

　　中国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符号，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它连接不同地域，融合多样文化，在历史上为各民族交往与融合提供了重要通道。新时代，要深入挖掘大运河的文化内涵，建好用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让大运河文化走进生活、走进时代、走向未来，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的光彩。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流动的空间’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号24CMZ04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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