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花江是我国东北地区最主要的河流之一，流域面积达56.12万平方千米，是我国流域面积第三大河。其有南北两源：南源西流松花江为正源，发源于吉林省长白山天池；北源嫩江为最大支流，发源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中段南麓南瓮河。两源于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三岔河口交汇东流，最终在黑龙江省同江市注入黑龙江，流域覆盖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以及内蒙古东部地区。

　　“松花江”一名，译自满语“松阿里乌拉”，意为“天河”。在汉文史籍记载中，其不同江段有“速末水”“那河”“鸭子河”“混同江”“黑水”等诸多古称。松花江水系发达，流域内山林茂密，土地肥沃，水草丰美，物产富饶，千百年来滋养着沿岸的各民族。各族人民在此生息繁衍、交融共生，共同描绘出一幅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长卷。

　　石器时代，文明初现

　　早在石器时代，人类文明的曙光就已照亮松花江流域。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这片土地上陆续发现了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中既有旷野遗址，也有洞穴遗址。遗址出土文物包括人骨化石和石器、骨器、角器等，以及用火遗迹和大量古生物化石，展现出中华先民的生命与活动印迹。其中，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王府屯遗址，距今约100万年，出土石器以片状毛坯为主，器型以刮削器居多。这些特征与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面貌表现出显著共性，反映出早期人类在辽阔地域间的技术交流与文化联系。

　　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松花江支流伊通河中游北岸的左家山遗址，是东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该遗址按照时间顺序可分为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其中，下层文化早期年代应不晚于公元前5000年，上层文化则形成于公元前3500年前后。1985年，该遗址出土了一件石龙，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龙形石雕，石龙长4.4厘米、宽3.8厘米、厚1.4厘米，由灰白色霏细岩磨制而成，通体光滑无纹，呈蜷曲状，首尾衔接如玦，头部雕刻有突出的五官，颈后背脊处有一圆孔，可用于穿绳系挂。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中著名的玉猪龙，从形制上看可能是在左家山石龙的基础上演变而来。

　　松花江支流温德河北岸的西团山遗址，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早发现的青铜器时代考古遗存，年代距今约3000年。遗址主要由墓葬和居住址构成，墓葬多为石棺墓，居住址为半地穴式建筑。以该遗址命名的“西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今吉林省吉林市、长春市一带，四平地区也有少量分布。西团山文化揭示了松花江流域青铜时代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生产生活图景，遗址中出土的石斧、陶鼎足、青铜短刀等器物，既体现了地方文化特色，也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与东北地区的互动与交融。

　　文脉千年，交融浸润

　　先秦时期，从事渔猎、游牧、农耕等多种生产方式的多个族群，在松花江畔共同生活、彼此交融，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重要篇章。

　　濊貊是古代东北地区的重要族系之一。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表明，早在商周时期，濊貊先民就已在松花江及其支流两岸繁衍生息。松花江水系丰沛，鱼虾盈河，水鸟翔集，沿岸群山深谷间，百兽群聚，“棒打狍子瓢舀鱼”正是这片土地富饶景象的生动描绘。濊貊先民以渔猎为主，兼营农业、畜牧与采集。

　　西汉初期，濊貊人建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地方民族政权——夫余国（核心区域在今吉林省扶余市境内），其王城位于今吉林省吉林市东团山一带。据《吉林省志》记载，夫余国鼎盛时期疆域千里，人口二十余万，曾一度称雄于东北大地。西汉时，夫余王接受汉朝颁发的印绶，隶属于玄菟郡，至汉献帝时改为隶属辽东郡。从公元前200余年到公元494年，夫余国共延续了约700年。存续期间，夫余国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三国志》载：“汉时，夫余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这说明夫余王室在丧葬制度上已采纳汉制。同时，从出土文物来看，夫余人使用的铁制农具以及生活用品的形制，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鲜卑以及勿吉（汉晋时期称挹娄，隋唐改称靺鞨）等族群从不同方向向松花江流域聚拢。其中，原居于三江平原一带的勿吉逐渐壮大，并沿松花江逆流南下扩张。至5世纪末，其势力已扩展至长白山地区，与高句丽为邻，成为松花江流域的主要族群。勿吉长期向南朝宋、北魏、东魏、北齐等中原政权遣使朝贡，互动往来。据《魏书》记载，北魏太和初年，勿吉使者乙力支曾一次就朝贡马匹500匹。

　　隋唐时期，源于勿吉的靺鞨部族与中央王朝的联系不断增强。《隋书》记载，开皇元年“靺鞨酋长贡献方物”。隋炀帝时，依西流松花江（时称粟末水）而居的粟末靺鞨千余户，在首领突地稽的率领下内附隋朝。

　　唐代，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建立渤海国，与唐朝保持密切的宗藩关系。政治上，渤海王接受唐朝册封，向唐朝称臣纳贡，并遣子入唐留备宿卫，其中央机构、地方行政体制、兵制皆参照唐制设立；经济上，积极与唐朝开展贸易，互通有无；文化上，引进唐朝典籍，派遣诸生入唐学习中原文化，采用唐朝礼仪制度，使用汉字书写各类文书。在盛唐文化的浸润下，渤海国经济社会日趋繁荣，文化高度发展，逐渐形成了与中原文化相通、兼具地域特色的“海东文明”，史称“海东盛国”。

　　辽宋夏金时期，生活在松花江中游的女真完颜部崛起，建立金朝。相传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征辽至松花江时，得江神之助，策马径渡，不舟而济，故金朝封松花江神为“兴国应圣公”，岁时奉祭。金朝建立后，女真统治者积极吸收辽、宋旧制，革新本朝制度，在金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阿城）聚集女真、汉、契丹、靺鞨等出身的贤士出谋划策，松花江流域一度成为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中心地带。

　　女真文字的创制，深刻体现了各民族间的互动与融合。女真初无文字，破辽后与契丹、汉人混居融合，并深入接触和接纳契丹文与汉文。金太祖时，参照契丹文、仿汉文楷字，创制女真大字。金熙宗时，又创制女真小字，二者并行使用。女真文字在金朝的国家治理、文书行政及文化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明、清三代，松花江流域均被纳入大一统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元代，辽阳行中书省统领广大东北地区，松花江分属辽阳行中书省治下开元路、水达达路界内。

　　明代，沿松花江所居人群被纳入羁縻卫所体制，沿江各部首领被授予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职。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经营，明初曾派遣官员领兵在松花江造船运粮，今吉林省吉林市东南的阿什哈达摩崖碑即是鲜活的历史印记。

　　至清代，松花江流域的多民族分布格局与社会形态进一步发展。自清初以来，松花江沿江地区兴起诸多城镇，满、汉、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锡伯、赫哲等诸多民族在此互嵌共生。清朝以八旗驻防制度为主轴，并行盟旗、边民姓长、府厅州县等多种制度，实现对该地区多民族的有效治理。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松花江流域在清代与中原地区的关系空前紧密，为中原人力、物资、技术、文化畅达松花江流域创造了稳定环境。清中期以降，大量中原民众迁居至此，垦殖谋生，同时带来了中原的农业技术、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极大促进了松花江流域的发展。

　　团结一心，共御外侮

　　17世纪下半叶，沙俄势力不断入侵，骚扰我国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各族居民，并在两江之间筑城屯兵，蚕食中国领土。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后，决定彻底解决沙俄入侵的边患，稳固东北边疆。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帝东巡至松花江，巡视军事重镇吉林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市）驻军，并作《松花江放船歌》，借江景抒写廓清边患的坚定决心。

　　在清政府组织下，满、汉、蒙古、达斡尔、鄂伦春、赫哲等东北军民同仇敌忾，奋勇反击，驱逐沙俄侵略者。中俄双方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解决了东北领土问题。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帝又一次来到吉林乌拉，泛舟松花江上，并作诗《泛松花江》：“源分长白波流迅，支合乌江水势雄。木落霜空天气肃，旌麾过处映飞虹。”诗歌借松花江自长白山奔流黑龙江的磅礴气势，歌颂东北各族军民的勇武善战。康熙帝两次东巡吉林及所作吟咏松花江诗歌，抒发了巩固边防、抵御外侮、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抱负与深切意志。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经艰难曲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沈阳东北军北大营，发动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我国东北。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一曲由张寒晖创作的《松花江上》，以深沉的旋律与悲怆的歌词，唱出了东北沦陷后三千万同胞流亡的悲愤与国破家亡之痛。它如泣如诉的歌声，唤起了全民族抗战救亡的坚定决心。这首歌曲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抗战时期极具影响力的精神号角，也使“松花江”这一意象升华成为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精神象征。

　　两岸山河走日月，一江松水流古今。作为我国东北地区的重要自然与人文象征，松花江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内涵。今日的松花江流域，不仅是雾凇等自然奇观的所在地，也是珍珠球、伊玛堪说唱、查干湖冬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空间。在这里，汉、满、蒙古、赫哲、锡伯、朝鲜等各民族和睦共处、共同发展，共同守护并建设着美丽的家园。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23LSC01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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