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贸易的通道，是文明的纽带，更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疆域。中华民族自古便是海洋的亲近者与开发者。

　　在广阔的南海海域，中国渔民世代以海为生、以船为家。他们凭借非凡的勇气与长期积累的经验，在广阔的海洋中，开拓生活与生产空间，并将航行知识系统整理成《更路簿》。

　　“更”是古代计算航程的单位，一更约为10海里；“路”是指航行的路线图；“簿”就是本子。《更路簿》是中国古代渔民在南海海域航行作业中世代传承的航海指南，翔实记录了南海历史地理、海洋文化及传统海上交通路线，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更路簿》最初以口传方式流传，在15世纪初叶郑和下西洋之前，《更路簿》开始出现不同抄本，其后历经演变传承，至今已延续600多年。

　　帆影下的智慧：《更路簿》中的航海密码

　　《更路簿》是中国南海渔民在帆船时代用于航行的手抄“航海手册”，系统记载了南海诸岛及周边海域的航线名称、岛礁地名、航行方向、更数里程等关键信息，见证了我国渔民在南海的千年耕耘与生生不息。该文献的雏形最早可追溯到宋元时期，至明代已基本形成体系，并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广泛流传于海南岛东部沿海的渔民群体中。部分《更路簿》的内容不仅包含每天的航海记录，还涉及渔民在海上生产时的组织分工、捕鱼数量、常用药方、造船图纸及旗语等，因而被学界视为研究南海渔民历史与海洋文化的“百科全书”。

　　《更路簿》以简洁精炼的条目式文字记录实际航行路线。例如，陈永芹抄本《西南沙更簿》中《往南沙群岛更路》篇第17条记载：“自鱼鳞去断节，用酉字，二更”，清晰指出从南沙的鱼鳞礁（即仙宾礁）驶往断节礁（即仁爱礁）的航向与所需更数。在实际应用中，渔民以《更路簿》为基本依据，同时结合季风洋流、天文星象、海水色泽与生物动态等多种因素综合判断，并通过途中不断微调航向，最终实现安全精准的远海航行。

　　尤为令人惊叹的是，《更路簿》中所体现的罗盘导航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南海渔民在实践中创造性地采用“兼针”定位法，即在相邻两个罗盘针位的中间线两侧加刻一至四条细分线，将传统的24个罗盘方位扩展至最多240个方位，使航向的定位精度由原来的15度提升至1.5度。这一技术突破大大提高了航海的精确性与安全性，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民间航海群体卓越的实践智慧与海洋适应能力。

　　耕海者的足迹：《更路簿》的主权叙事

　　作为中国渔民最早开发与经营南海的重要实物证据，《更路簿》以直观、详实的文字记载与航线记录，充分证明我国对南海诸岛及周边海域的主权不容置疑。

　　位于海南省三沙市西沙区永乐群岛的甘泉岛遗址，出土了一批包括唐宋瓷器、铁锅残片等在内的各类生活与生产遗物，证明至少从唐宋起，中国渔民就已在西沙群岛定居并进行生产活动。经过不断开发探索，南海渔民形成了一种依循季风规律的周期性开发模式：每年农历十二月乘东北季风南下南海，至次年清明前后借助西南季风返回海南岛。

　　在驻留南海期间，渔民们通过掘井、植树、搭建住所等方式，形成在西沙、中沙、南沙等群岛岛礁上的“站峙”生活。在一些面积较大的岛屿上，他们还开垦小片耕地、建造庙宇进行祭祀等。在长期的航海与岛礁生活中，渔民们逐渐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南海诸岛命名体系，如将岛和沙洲称为“峙”，将礁称为“铲”“线”“沙”，将环礁称为“匡”“圈”“塘”，将暗沙称为“沙排”等，可视为世界上较早完整记录该区域地理命名的民间系统。

　　《更路簿》中对南沙群岛的岛、礁、滩、沙的命名记载至少有70余处，且命名方式多样。有的用罗盘方位命名，如丑未（渚碧礁）、东头乙辛（蓬勃暗沙）；有的用特产命名，如赤瓜线（赤瓜礁）、墨瓜线（南屏礁）；有的用岛礁形态特征命名，如鸟串（仙娥礁）、双担（信义礁）；有的用日常器物比拟命名，如锅盖峙（安波沙洲）、秤钩峙（景宏岛）；还有的以航道水文命名，如六门沙（六门礁）。这些命名基于渔民对地形、资源、航道特征的精准认知，是“名从主人”传统命名原则的鲜活体现。

　　经过历代的积累与完善，《更路簿》成为指导中国南海渔民安全穿行于复杂海况与岛礁之间的重要航海依据。渔民们因此持续开拓并稳定维系着一条贯穿南海的捕捞作业“黄金海道”，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现存各版本《更路簿》统计，其详细记录的航线超过3000条。以潭门老船长彭正楷所藏的《更路簿》为例,其中记载了17条西沙捕鱼线路、200多条南沙捕鱼线路、29条从南沙返回海南岛的航线，以及7个海上交通枢纽和渔业生产中心。这些航线纵横交错、互相衔接，形成了覆盖整个南海海域的网络交通体系，见证了中国南海渔民在这片辽阔海域上的持续经营。

　　2008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由海南省文昌市申报的“南海航道更路经”（即《更路簿》）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海南省琼海市申报的“南海航道更路经”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这标志着作为我国渔民世代在南海航行与生产活动的历史见证和知识结晶，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定与保护。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海南省从经费落实、资料征集、成立研究工作机构、开展技艺传习培训等多方面，加大保护研究《更路簿》的力度。

　　未来，要在已有保护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散存于民间及各类机构的《更路簿》不同抄本、版本进行系统性收集、整理、建档与数字化保存。在研究层面，要以历史学、海洋学、地理学、法学等多学科视角，对《更路簿》中记录的航线、地名、水文气象知识、渔业活动及相关民间习俗进行综合解析，深入挖掘其文献内涵与当代价值。要积极引导与整合相关院校及智库的研究力量，建立常态化的协作机制与交流平台，凝聚研究共识，更好地服务于文化遗产传承、学术发展以及海洋权益维护等现实需要。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新中国成立以来粤港澳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要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号22VMZ00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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