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内地与边疆之间的互动交融，既反映在国家制度、疆域治理和文化认同等宏观层面，也体现在道路交通、商贸往来、人口流动和日常生活等微观领域。津疆商路，这条连接天津与新疆的民间商贸通道，正是这一历史图景的生动缩影。

　　清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奉命督办新疆军务，率数万清军入疆平叛。新疆地广人稀，军队后勤补给困难，为保证军队生活所需，西征军肃州大营发布招募令，号召各地货郎商贩前往肃州大营随西征军贩售生活用品。天津的数百名船工、脚夫和小商贩挑起货担，从杨柳青出发，跟随肩负收复新疆使命的清军穿过河西走廊，进入哈密、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军队行至何处，他们便随行至何处；军队驻扎以后，他们便在营盘附近的“买卖圈子”搭棚设点，向官兵供应日常物资。

　　这种追随军营开展贸易、补充军需供应的活动，被称为“赶大营”，这些天津商人也被称为“大营客”。新疆收复后，“大营客”逐渐在新疆扎根，在哈密、古城（今奇台县）、迪化、伊犁、塔城、喀什等地开设商号，经营京货、布匹、百货、皮毛、药材、畜产品和汇兑业务。由此形成的津疆商路，也成为贯通华北、西北、蒙古草原及天山南北诸城镇的跨区域经济网络。

　　清代西域图志、舆图和相关文物，体现了中央王朝对新疆山川道路、建置沿革、风俗物产的认识与归纳。与此相应，杨柳青民俗文化馆所藏“赶大营”路单，则记录了众多商人、伙计、车夫、亲眷和货物在津疆之间的具体流动。商人不以经纬、边界和建置来界定道路，而是以站程、车马、客店、关卡、驼队和货物来丈量空间。二者相互参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民间商路在联结新疆与内地中的作用，说明这条经济纽带正是在各族群众的谋生、经营、往来和互助中不断强化。

　　津疆商路中的经济交往，首先表现为跨区域行旅通道的稳定化和人员往来的持续性。清末涌现的多种西行游记，已经关注到天津与新疆之间的密切联系。陶保廉《辛卯侍行记》描述天津商人“俗好远游，自蒙古草原走新疆伊犁者以千计”；裴景福《河海昆仑录》记载古城一带有天津商人世居经商、畜牧致富，三台“市面甚盛，多天津人”；方希孟《西征续录》称乌鲁木齐“贸易中人，唯天津为最伙，皆由草地而来”。

　　长期的人员往来要依托成熟的道路系统。“赶大营”路单显示，商队从天津出发，经静海、沧州、德州、东昌、卫辉、渭南县、西安、兰州、肃州、嘉峪关、哈密、古城、迪化，再经托克逊、库车、阿克苏、喀什、沙车，直至和田，共列229站。路单不是官修交通图，却保存了民间商旅对道路、站程和市镇的实践记忆。它说明津疆商路不仅通向迪化，也深入南疆绿洲，并把华北、西北、河西走廊、天山南北连接为连续的行旅空间。商人、伙计、车夫和亲眷沿着这些道路接班、投亲和返乡，津疆之间的联系也在一次次往返中不断深化。

　　津疆商路中的经济往来，进一步表现为商品流通、货币汇兑、经营信息和市场行情的双向传递。清代西行游记和新疆地方文献记载，古城、迪化、伊犁、塔城、喀什等地都是津疆商路上的关键节点。《新疆图志·实业二》称，古城“商务于新疆为中枢，南北商货悉自此转输”，并指出古城东通嘉峪关、哈密，东北经归化趋蒙古，西北往科布多，北循天山北路达塔城、伊犁，南循天山南路达吐鲁番、疏勒、和田。这些城市也是“赶大营”路单上的重要节点，说明这些地方是新疆的商业重镇，是内地货物入疆、边疆物产出疆的重要枢纽。

　　商路的畅通使商品流动进入各族百姓的生活。天津作为北方重要商埠，既向新疆输送京货、洋货和日用杂货，也承接新疆皮毛、药材、果品等土产进入华北和海外市场。据史料记载，迪化、奇台商家寄往天津、北京的小包，内装狐腿、羊肠、獾猪皮等物，反映出新疆土产进入京津市场的具体路径。新疆邮政业务经营信函内容显示，“天津行市不好”直接影响新疆焉耆等地狐皮、猞猁、羊肠等货物的收购选择和价格判断，收货人被反复叮嘱要挑选等级、核算行情。由此可见，天津市场行情已经能够影响新疆前端收购，津疆商路也具有了更深层的经济联动意义。

　　津疆商路中的进一步经济交融，表现为经济纽带的巩固、组织关系的嵌入和共同生活联系的生成。随着商号、商会、行栈、汇兑、担保和邮递网络的建立，津疆商路上的人员与货物往来，逐渐转化为稳定的市场联系和社会联系。古城商会相关档案显示，新疆古城商务分会成立后，天津商人进入评事、会董等职员系统，并在京货庄、洋货铺、杂货铺中活动。商会也承担协调、担保和沟通职能。奇台津商在天津、河间等地雇用账簿、庸工等人员入疆时，需要由商号出具担保，并通过商会转请哈密、星星峡等关卡查验放行。这说明天津商人通过商号、商会和行业经营深度嵌入新疆地方市场，成为地方商业秩序的重要参与者。

　　津疆商路通过商品流通、汇兑往来、商号经营、同乡互助和市场行情传导，逐渐强化了内地与新疆各族群众之间的经济纽带。茶叶、布匹、火柴、砂糖、瓷器、皮毛、羊肠、药材、果品等物品，在运输和消费中连接不同地域的人群；商号、商会、会馆、行栈、关卡和邮政小包，又使这种联系获得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经济纽带由此渗透日常生活，各民族交错互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奠定了坚实而绵密的微观基础。

　　“赶大营”揭示了近代民间商人如何通过道路、货物、商号、汇兑和同乡网络，推动新疆与内地之间发展持续稳定的经济联系。可以说，津疆商路不只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把新疆纳入全国大市场、推动内地与边疆联系不断深化的历史通道。

　　（作者单位：郑成龙，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穆子琪，吉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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