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菜市场出来，手里拎着刚买的菜，正琢磨着中午做什么饭。忽然，一阵“咔嗒咔嗒”的声音从前面拐角处传过来。

　　那声音不大，却很有节奏。我循声走去，在菜市场门口的转弯处，一把旧太阳伞撑在路边，伞下摆着一台老式缝纫机。机身上的黑漆已磨得斑驳，踏板的铁皮泛着岁月磨出的亚光。一位约莫60来岁的大婶正低着头，双脚不紧不慢地踩着踏板，机针上下跳动，发出细密而规律的声响。她穿着一件灰蓝色的短袖上衣，头发用黑色发卡别在耳后，额上沁着细密的汗珠，神情专注，仿佛整个人都沉进了那“咔嗒咔嗒”的声音里。

　　“大婶，我这条裙子腰太大了，能帮我改小一点吗？”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条碎花连衣裙，语气带着几分试探。

　　大婶抬起头，摘下老花镜，站起身来。她先轻轻捶了捶腰，又用袖子抹了把额头的汗，笑着说：“行，先量量腰围。”说着，她接过裙子，从缝纫机旁的小篮子里摸出一根软尺，熟练地在女孩腰间一围一收，用粉笔轻轻画了几道记号。动作干脆利落，像是做过千百遍。随后她重新坐下来，把裙子塞到机针下。很快，“咔嗒咔嗒”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我看着这位大婶，越看越觉得面熟。想了半晌，忽然记起，去年在城南汽车站也见过她。那时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褂子，花白的头发也是这么别在耳后，眉眼温和，说话不紧不慢。

　　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小伙子从汽车站旁边的宾馆里急急忙忙跑出来，手里拎着一条裤子，说拉链坏了，下午还要赶火车。大婶接过裤子看了看，没多说话，三下五除二就把拉链换好了。小伙子掏出手机要扫码，问多少钱，她随口说了句：“两块。”那语气，就像顺手帮邻居钉了个扣子，云淡风轻。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走上前去，问了一句：“大婶，我记得您去年在城南汽车站摆摊来着，现在搬这儿来了？”

　　大婶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笑着说：“我会‘打游击’嘛！”

　　我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她一边踩着踏板，一边跟我聊起来：“我老家在乡下。老伴因病走了以后，女儿接我来城里了。有一回她给我买的棉裤太长，满大街都找不到裁缝店。我寻思着，以前在乡下当过裁缝，就让女儿把老家的缝纫机和三轮车运过来。后来我把自己的裤脚改好了，心里就想，城里肯定不止我一个人缺个缝补的地方吧？干脆蹬着三轮车出了摊。”

　　她顿了一下，紧接着又继续说道：“我想着，哪儿都有人需要这活儿，隔段时间就换个地方。这不，就‘打游击’打到你跟前来了。”

　　我点了点头，又问：“那您女儿舍得让您这么辛苦吗？”

　　提到女儿，大婶的话匣子就关不住了：“哎呀，可不是！女儿女婿早不让我干了。可我们乡下人，闲不住啊！出来做做活，既能活动活动筋骨，又多少挣点零花钱，不是挺好的吗？”说到这里，她一只手慢慢抚摸着缝纫机的机头，像在摩挲一个老朋友的肩膀。

　　“再说了，我也舍不得这个老伙计。它跟了我几十年啦，我年轻那会儿，可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裁缝呢！一到过年，家家户户都来找我做新衣裳，大年三十晚上都不得歇。”她的眼角弯弯的，眼睛里闪着光，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踩着缝纫机忙到深夜的年月。

　　旁边一个小伙子听了，文绉绉地插了一句：“现在的衣服都是机器批量生产的，像您这样的老裁缝越来越少了。您可是最后的守‘艺’人啊。”

　　大婶只是笑了笑，又低下头忙活起来。缝纫摊前这时候已经围了好几个人，有拿裤子来补的，有换拉链的，有收腰改袖的。大婶一个一个接过去，问问要求，量量尺寸，然后踩起踏板，“咔嗒咔嗒”的声音一直没停。

　　第三次见到这位大婶，是在一个居民小区。

　　那天傍晚，我去一个老乡家里串门。刚走到小区门口，就看见一群人围在一起，隐隐约约又听见那熟悉的“咔嗒”声。我走近一瞧，果然又是她。还是那台老缝纫机，还是那把旧太阳伞，还是那个低着头、踩着踏板的身影。

　　我笑着打招呼：“大婶，您又‘打游击’打到这儿来啦？”

　　没等大婶开口，旁边一位大妈先接过了话：“什么‘打游击’？她就住在我们小区，每周末下午都在这里，免费给我们缝补衣服。”

　　一位大姐也凑过来说：“徐阿姨手艺好，人又热心，我们都认准她。”

　　我这才明白，大婶哪是在“打游击”，她分明是主动揽下了这份“麻烦事”。每个周末，她准时出现在小区门口，像一棵种在院子里的老树，安安静静地给大家遮阴。她用一台老旧的缝纫机、一双巧手和一颗热乎乎的心，一针一线地“缝”出这邻里间的情分。

　　从老乡家出来时，天已经快黑了。小区门口的路灯亮起来，昏黄的灯光落在缝纫机上，落在大婶花白的头发上。“咔嗒咔嗒”的声音还在响，不急不慢，像一个人在说着什么旧事，又像一首老歌，一遍一遍地哼唱。

　　我站在远处听了一会儿，忽然觉得，这声音真好听。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又像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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