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处中国西北、亚欧大陆腹地，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和通道。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在中华文明的怀抱中，新疆历来也是多种宗教信仰和谐并存。

　　自史前时代开始，原始宗教、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就在新疆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交融并存、此消彼长。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在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精神的影响下，都经历了中国化过程。新疆宗教的传播发展，既是和其他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也是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过程。

　　1 佛教：在交流互鉴中实现中国化

　　公元前1世纪，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传入新疆。传入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经克什米尔沿丝绸之路南道传入于阗（今新疆和田）；另一条是经大月氏、康居沿丝绸之路北道传入疏勒（今新疆喀什）。之后，又传到莎车、且末、若羌、龟兹（今新疆库车）、焉耆、高昌等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新疆进入鼎盛时代，各地寺塔林立，信徒众多，佛事活动频繁，佛教文化艺术繁盛，形成了于阗、疏勒、龟兹、高昌等四大佛教中心。

　　公元64年，汉明帝派人出使西域求法，两年后，使臣带着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用白马驮着佛像和佛经返回洛阳。公元68年，官方在洛阳修建了中原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佛教初传中原时期，重要的活动是译经，著名僧人大多来自印度和西域。

　　此后，随着丝绸之路的繁盛，东来西行的僧人数量日益增多，佛图澄、鸠摩罗什等西域僧人纷纷前往中原弘法，朱士行、法显、玄奘等中原高僧则西行求法。这种双向的交流互动，不仅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而且也带动了新疆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融合。

　　佛教东传中原的同时，中原佛教亦回流新疆。翻译汉文佛经、用汉语诵经和建汉传佛教寺塔，是中原佛教回流新疆的重要标志，推动了新疆佛教进一步中国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传佛教在高昌迅速传播发展，汉文佛教经典广泛流传，并建有汉传佛教寺院。近年来，吐鲁番吐峪沟石窟寺发现了西晋译经僧竺法护所译的《诸佛要集经》汉文佛经残片，这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汉文写本佛经。在柏孜克里克石窟，也出土有鸠摩罗什翻译的《法华经》《金刚经》等诸多汉文佛经。

　　隋唐时期是汉传佛教回流新疆的历史高峰，大批汉僧在新疆建寺讲经，汉传佛教盛行于北庭三州和安西四镇等地。从武周至开元时期，新疆各地奉中央政府敕令，分别在龟兹、于阗、疏勒等地修建了大云寺、龙兴寺、开元寺等汉传佛教官寺。寺庙的管理者大都从长安、洛阳等地直接选派。

　　在交流互鉴中，新疆佛教建筑艺术呈现“双向融合”的特征，既借鉴了早期印度佛寺特点，又吸收了中原建筑形制、文化符号，同时也有本土风格的体现。克孜尔石窟的中心柱窟（又称“龟兹型窟”）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是佛教艺术本土化的典型例证，这种石窟形制影响了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早期洞窟设计。而新疆多地发现的佛塔，如库车苏巴什佛寺的密檐式塔，与长安大雁塔、小雁塔形制相似。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小佛寺坐北朝南的布局，则符合中原传统建筑理念。

　　喀什莫尔佛寺遗址中既有犍陀罗式的覆钵式舍利塔、新疆本土的回字形佛殿，也有汉传佛教的大佛殿建筑，揭示出早期印度佛教在塔里木盆地演化成新疆特色佛教并东传中原、中原佛教又回传新疆的史实。

　　在雕塑壁画方面，克孜尔石窟第38窟天宫伎乐图中，不仅有来自西亚、中亚等地的琵琶与箜篌，还有中原地区的排箫和阮咸，以及本地特有的手鼓。库车的阿艾石窟壁画，无论是题材还是技艺，都呈现出浓郁的中原风格，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浸润。

　　新疆佛教的中国化是一个漫长而深远的历史进程，它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传播，更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高僧往来、经典互译到建筑创新、艺术融合，新疆佛教主动吸纳中原文化元素，在宗教思想和实践方面均体现出中华文明的鲜明特性。

　　2 道教：扩大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力

　　道教是具有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中国本土宗教,形成于东汉晚期。5世纪前后，道教传入新疆，早期主要盛行于吐鲁番、哈密等地。高昌国时期，随着中原人口不断迁入，道教在新疆获得迅速发展。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高昌和平元年（551年）衣物疏中，有一件道教驱鬼符箓。同时，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随葬衣物疏上，经常出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大道教护法神图像，以及“如律令”“急急如律令”等道教符咒等。另外还有两件随葬衣物疏，与山东临朐出土的北齐《高侨为妻王江妃造木版》上的文字有些相似。三件文书都提到了“五道大神”“鸡鸣枕”等，反映出新疆道教的一些习俗与中原地区大致相同。

　　唐朝对道教的推崇，进一步促进了道教在新疆的发展，西州、伊州、龟兹、于阗等地都有道教徒的活动。20世纪初，在吐鲁番的吐峪沟、胜金口、葡萄沟和交河故城等地出土的道经残片，从抄写纸张、字迹及样式来看，与敦煌地区所抄写道经基本一致，表明二者有共同的文本来源，均为官方写经版本。和田市布扎克墓葬出土有五代时期的四神乳钉纹彩棺，上面的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图像清晰传神。

　　道教在回鹘人中也有传播。吐鲁番交河故城发现有回鹘文道教符箓和文献残片。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在吐鲁番考察时，曾发现元代回鹘文刻本中有讲八字命运的内容。13世纪20年代，长春真人丘处机赴西域朝见成吉思汗，到达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时，看到当地道士的衣冠与中原不同，是本地回鹘人着装。

　　道教在新疆传播过程中，还不断吸收佛教元素。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随葬衣物疏中，既有“五道（大神）”“张坚固”“李定度”“急急如律令”等道教神名、术语，也有“比丘”“佛弟子”“五戒”“十善”等佛教用语。道教与佛教用语同存共见、交互夹杂的现象，反映了新疆道教与佛教交融的特征。

　　道教在新疆的传播，不仅推动了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也扩大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新疆的影响力。

　　3 伊斯兰教：沿着中国化方向发展

　　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地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进程，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包容性。其自传入新疆起便非单向输出，而是经过长期与新疆传统文化相融合，逐渐走上了中国化道路。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三个地方政权，都遵从中国“政主教从”的政治传统，从未实行过政教合一。

　　同历史上中国其他地方政权一样，喀喇汗王朝自认归属中国，是中国的一部分，很多首领冠以“桃花石”的称号，在发行的钱币上也铸有该称号，意为东方及中国之王。喀喇汗王朝的《突厥语大词典》将中国分为“上秦（北宋）、中秦（辽）、下秦（喀什噶尔）”，视三者一体才是完整的秦，彰显了高度的政治认同。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制定的札撒（法令），在东察合台汗国时期居支配地位。清朝统一新疆后，推行《大清律》《回疆则例》等大清律法，逐渐减弱了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干预和影响，将对伊斯兰教的管理逐步纳入国家依法管治体系。

　　吸收中华文化是新疆伊斯兰教适应性变化的主要表现。《突厥语大词典》中收录了相当数量的前伊斯兰时期的宗教术语及与此相关的民谣、格言，还收录了200多个汉语借词；汉文与回鹘文对照辞书《高昌馆杂字》中，日常生活用品、职官、动植物等的名称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文学作品《福乐智慧》吸纳融合了儒家文化，在治国理念、中庸之道、忠君思想等方面都有对《论语》等儒家经典的借鉴。

　　新疆伊斯兰教建筑中也普遍融入中原建筑风格。伊宁县的速檀·歪思汗麻扎，系中原传统的宫阁式建筑，飞檐饰以鸱吻，顶为六角形塔楼。库车大寺的建筑装饰纹样图案广泛吸收了牡丹、荷花、祥云纹等中原传统建筑纹样，礼拜大殿门窗大量使用了卍字纹、套方、工字纹、冰裂纹、菱格纹等中原窗棂文化元素。

　　佛教对新疆伊斯兰建筑影响也很深远，在今莎车、叶城、喀什、哈密、伊犁等地一些古老的清真寺中，仍可见到佛龛、莲花图案、莲花宝座等遗存。

　　新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体现了宗教生存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宗教的活力源于在传播过程中的“在地化”，要同当地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相结合。伊斯兰教传入新疆没有改变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也没有改变多种宗教吸收融合、平和包容的主流关系。

　　清朝时期，随着藏传佛教的勃兴、道教的复兴，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的传入，新疆依然保持着多种宗教并存格局并延续至今。在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的滋养下，新疆多种宗教和谐并存。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格局的历史特点，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关系的主流。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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