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从王莽新朝到汉顺帝的100多年间，中原和西域的联系断了三次，又通了三次。《后汉书·西域传》用“三绝三通”加以概括。这四个字背后，是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一绝：王莽改制乱边疆，西域短暂绝中原

　　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到公元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府，中原与西域之间的关系已经稳稳走了近百年。

　　汉朝在西域有官、有兵、有屯田，西域诸城郭“佩汉印绶”者三百余人。这套成熟的治理体系让西域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结越来越紧密，西域各地物产源源不断输入中原，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也传入西域，极大提升了西域的生产力水平。

　　但随着王莽篡汉建立新朝，这份安稳被打破。王莽篡汉之后认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西域诸城郭统治者称“王”不合古制。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派出五威将奔赴西域，把西域诸城郭统治者的爵位从“王”降为“侯”，收回汉朝颁发的印绶，全部换成新朝的印信。不仅如此，新朝的使者前往西域，沿途都要求诸城供给粮草、派出向导。

　　积压的不满情绪在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爆发，焉耆率先起兵反叛，攻入西域都护府，杀死都护但钦。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派出的平叛军队在焉耆遭到伏击，主将一死一逃。至此，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中断，这便是新莽之乱后西域与中原的“一绝”。

　　一通：投笔从戎出玉门，三十六人定南道

　　王莽政权覆灭后，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西域诸城郭因不堪匈奴的沉重赋税，多次派使者到洛阳请求朝廷再派都护。但东汉初建，政权尚不稳固，光武帝实在无暇经营西域，西域诸城郭只能重新依附匈奴。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到汉明帝永平年间，东汉国力已经得到明显恢复。此时匈奴已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东汉，北匈奴却屡屡袭扰河西边塞，还胁迫西域诸城郭一同进犯东汉边地。因此，汉明帝决心继承汉武帝的事业：击匈奴，通西域。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朝廷派奉车都尉窦固率军北伐，在天山东麓大破北匈奴，占据伊吾后在此屯田驻军。大军之中，班超崭露头角。窦固遂派班超率领三十六名吏士出使西域，招抚各城郭。

　　第一站是鄯善。班超敏锐地觉察到，鄯善王态度摇摆不定的原因是匈奴使者已到鄯善，当机立断对部下说出“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的千古名句，当夜率部奔袭匈奴营地，斩杀匈奴使者及随从三十余人。鄯善王震怖，当即归附汉朝。随后，班超西进于阗，斩杀借故刁难的巫师，迫使于阗统治者杀匈奴使者归汉；又设计收服疏勒，废黜匈奴拥立的疏勒国王，另立故王侄子。短短一年，班超率三十六人纵横西域南道。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东汉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府，任命陈睦为都护，同时设置戊己校尉，此前中原与西域中断的联系得以恢复，此为“一通”。

　　二绝：国丧边危弃守，孤臣独守孤城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汉明帝驾崩。趁中原大丧之际，北匈奴联合焉耆、龟兹大举反攻，联军攻破都护府，杀死都护陈睦，西域形势急转直下。刚刚即位的汉章帝内外承压：中原遭遇灾荒；河西的烧当羌（古羌人部落的一支）叛乱，牵制大量兵力；西域驻军补给线漫长，国力难以支撑。朝中多数大臣主张放弃。建初元年（公元76年），汉章帝下诏撤回戊己校尉，不再派遣西域都护。

　　诏书传至疏勒，军司马班超陷入两难：撤军，则自己数年心血毁于一旦；不撤，则皇命难违。班超收拾行装准备东归时，疏勒都尉黎弇不忍其离去，自刎而死。行至于阗，王侯百姓抱住马腿痛哭挽留：“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班超慨然动容，毅然勒转马头重返疏勒。此时疏勒已有两城投降龟兹，班超率军平叛，重新稳定了疏勒的局势。

　　这一时期，班超仅保有疏勒、于阗等数地，以孤军支撑着汉朝在西域的旗帜。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率疏勒、康居等兵力攻破姑墨石城，随后上书朝廷，指出莎车、疏勒田地肥饶，可屯田自给，无需耗费中原财力。汉章帝认可了他的谋划，派徐干率领士卒远赴西域驰援。

　　二通：定远威震葱岭，五十余国归附

　　有了援军的班超，逐步开启统一西域的大业。他平定疏勒内乱，斩杀叛王；又于章和元年（公元87年）率两万五千联军击溃莎车，威震西域。

　　永元二年（公元90年），月氏派7万大军翻越葱岭来犯。班超镇定自若。一切果然如班超所料，月氏军粮草耗尽后派人求援，班超提前设伏斩杀使者，7万大军进退失据，只得狼狈撤退。此后，月氏便年年向东汉进奉贡品。

　　永元三年（公元91年），大将军窦宪大破北匈奴，直捣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北匈奴主力西迁，西域北匈奴势力土崩瓦解。同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城郭归降，东汉正式恢复西域都护府，班超任都护，驻守龟兹它乾城。

　　永元六年（公元94年），此时西域仅剩焉耆、危须、尉犁三地因曾杀害西域都护陈睦而心怀疑惧，不肯归降东汉。班超于是调集7万大军讨伐，最终平定了这三个抗拒的城郭。至此，西域五十余城郭全部归附东汉，葱岭以西的安息等国也纷纷遣使通好。

　　永元七年（公元95年），班超受封定远侯，实现了当年建功西域的壮志。他还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一行最终抵达波斯湾沿岸，进一步拓宽了东汉王朝的地理与交往视野。这是东汉治理西域的鼎盛时期，是为“二通”。

　　三绝：继任失政激反，羌乱再断丝路

　　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在西域驻守三十余载的班超回到洛阳，不久便病逝，享年71岁。

　　继任西域都护任尚曾向班超请教西域治理的经验，班超告诫他“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但任尚不以为然，他为政严苛，尽数改掉了班超施行的宽和政策，激起了西域诸城的不满。延平元年（公元106年），西域反叛，围攻任尚。朝廷换将平叛未果，又恰逢羌人起义爆发，河西走廊道路由此断绝。

　　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东汉朝廷下诏撤销西域都护，撤回屯田吏士。北匈奴卷土重来，重新控制西域，中原与西域的联系第三次断绝，此后十余年间河西边患不断，百姓深受其苦。

　　三通：子承父业安边，长史再开西道

　　西域的动荡，始终牵动着班超之子班勇的心。班勇自幼生长在西域，熟悉当地情势，永初元年汉军撤出西域时，他曾率军出敦煌接应将士。

　　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派索班屯田伊吾，却被北匈奴联合车师后部攻杀。朝廷召集群臣商议，多数人主张关闭玉门关，放弃西域。班勇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他指出放弃西域，则北匈奴必与羌人联合，河西四郡危在旦夕；西域反叛多因治理失当，并非诸城本心。他建议复置西域副校尉驻敦煌，再派西域长史屯楼兰，既可以威服诸城郭，又无需耗费大量国力。

　　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朝廷正式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率五百士卒驻柳中城。班勇续写了父亲的传奇：成功招降鄯善、龟兹，击败北匈奴伊蠡王；又调集诸城郭军队攻破车师后部。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冬季，班勇彻底击溃北匈奴呼衍王，将北匈奴势力逐出车师。

　　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班勇与敦煌太守张朗约定合兵一处，共同讨伐焉耆。张朗为了抢得战功，先行率军接受焉耆投降，班勇反而因“后期”之罪遭到免官。尽管遭受如此波折，班勇仅用4年时间便重新平定西域，使西域诸城郭再次归附东汉，这便是历史上的“三通”。

　　汉代百余年间“三绝三通”，每一次“绝”都伴随着战乱、动荡与阻隔，百姓流离，商旅不通；每一次“通”都带来安定、和平与交融，民生安乐，商路重开。这三次绝而复通、断而复联的历程，从来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征服，更不是依靠武力强加于人的统治，而是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由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共同作出的历史选择。

　　西域诸城之所以“不乐匈奴而慕汉”，是因为他们从内心深处向往和平稳定的生活，认同中央王朝治理的成效。正是这种向往与认同，构成了西域与中原一次次重新联结的内在动力。班超、班勇等志士的坚守之所以能够穿越岁月、百折不回，也正是因为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回应了各族人民对安宁、交融与共同发展的深切期盼。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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