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早期国家确立与礼乐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三代王朝的更迭，不仅是政权和制度的变革，更是礼乐文化的重大转型。此间，中华礼乐文化完成了从宗教仪式向国家治理智慧的升华。

　　日前，由辽宁省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协办的“星起河洛——夏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在辽宁省博物馆举行。此次展览以夏商周三代中原礼乐文化为主题，分为“礼乐肇兴——祀神与王权”“礼乐斯盛——秩序与德治”两大部分，共展出文物206件（组），涵盖甲骨、青铜器、玉器等诸多种类。展览依托考古成果，还原夏商周三代河洛地区的社会风貌，解读礼乐制度如何塑造早期中华文明。

　　陶礼器彰显夏代礼制的基本面貌

　　汤汤河洛之间，先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在数千年前以“土圭测影”法，寻得“天下之中”。中原，这片厚土正是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核心腹地，是“中国”这一文明共同体概念最早萌生与成型之处。

　　据考古研究，礼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宗教祭祀中已初露端倪，但尚处萌芽状态。直至中国历史上首个广域王权国家“夏”的诞生，礼才真正演化成为与政治统治秩序紧密相关的典制法度。

　　中原地区出土的夏代陶器，彰显出当时礼制的基本面貌。夏代礼制以酒器组合为核心，陶爵、陶盉、陶觚等成套出现，是标志性的礼器组合。同时，夏代陶礼器是青铜礼器的直接范本，最早的青铜爵、青铜鼎等均模仿同期陶礼器而来。

　　展览展出了夏代陶三足盘和灰陶管流爵等陶礼器。三足盘是夏代祭祀举行祼礼的重要礼器之一。祼礼是先秦时期的一项重要礼仪，在宗庙祭祀和宴飨宾客时进行。展品陶三足盘庄重大方，器表着明亮的黑色陶衣，体现了“夏后氏尚黑”的色彩崇拜。陶爵也是祼礼中常用的礼器。展品灰陶管流爵为马鞍形，椭圆口，扁筒式腹，圆底附三个柱状矮足。颈部有乳钉纹和凸弦纹，鋬上刻“乙”字纹带。这种形制的陶爵形成于二里头文化早期，是后世各类陶爵的祖型。

　　展览中的黑陶碗等黑陶器，是夏代吸收各地文化元素并加以融会贯通的礼器象征。黑陶诞生于新石器时代，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以及龙山文化中均有发现。黑陶器在中原的出现，恰是夏代海纳百川、吸收周边区域文化成就自身的明证。同时，它也正式开启了以中原礼乐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的新篇章。

　　以“祀与戎”为载体，形塑中华文明“一体”秩序

　　随着冶金技术的突破，青铜礼器应运而生，并与政治权力深度绑定，成为身份与权威的象征。自夏代后期二里头都邑“华夏第一爵”乳钉纹青铜爵的庄严肇始，而后殷墟重器肃穆地彰显“祀”与“戎”的王权，日渐成熟的礼制体系在商代治理中逐步占据核心地位。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器用于“祀”，兵器用于“戎”，两者共同保障政权稳定。 商代在依靠武力维系统治的同时，通过以礼乐制度为核心的一整套政治、军事安排，将散落四方的方国与部族纳入同一个政治秩序之中。

　　此次展览展出的出土于妇好墓的鸟足鼎，通高只有约13.2至13.5厘米，它最特别的地方是用三只立体鸟形足替代传统柱足，鸟呈站立状、钩嘴长尾，用羽冠托起鼎身，显得轻盈灵动。鸟足鼎的造型，不禁令人联想到《诗经·商颂》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古老神话。商人认为鸟是连接天地的使者。这件3200年前的器物，今天仿佛仍在讲述商王与上天的神秘联系。

　　商代的统治与“一体”秩序，本质上以“礼乐”界定等级、以“戎”保障执行。商王对严重违反礼乐制度、挑战自身权威的诸侯与方国进行征讨。甲骨文中随处可见商王亲自出征、率将出征以及命将出征的记载。展出的商代铜戈、铜刀等兵器，则是其主人征讨四方的实物见证。

　　从商代历史不难看出，以“祀与戎”为现实载体的中原礼乐文化，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形塑了中华文明“一体”的秩序特征。

　　夏商两代，旨在服务政治统治的礼制体系已在河洛地区初步成型，是中原礼乐文化的奠基期。

　　中华礼乐体系的成熟与发展

　　周代礼制的发展，不仅是青铜时代政治秩序重构的缩影，更是“礼仪之邦”历史格局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西周初年，周公旦“制礼作乐”，在分封制与宗法制的框架下对殷礼进行全面调整，弱化“事神致福”的属性，保留并强化“明尊卑、示等级”的作用。由此，礼乐制度真正成为一套规范国家秩序、协调社会关系的价值理念与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从神权主导转向了追求人伦秩序的和谐，开启了明德而治。

　　鼎簋列陈、钟磬喤喤、佩玉锵锵，折射出的正是西周整饬有序、尊礼崇德的社会面貌。不同于夏商两代相对简单的礼乐文化建构，周公将夏商以来的礼仪传统与周人的风俗习惯相结合，并加以系统化、规范化，创制出一套涵盖祭祀、朝聘、册命、征伐、婚丧、宴饮等方方面面的礼乐体系。

　　展品敔簋是西周晚期的一件青铜器，为西周应国国君应侯“敔”之器。“侯爵”是周代拱卫中央王朝的边境重臣，天子分封贵族建立“侯”国以御外敌，后世“诸侯”之称与此相关。应国是南邻成周王城的第一个诸侯国，起到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和监督殷商遗民的作用。这件铜簋铭文中提及的“敔”因立战功受到周王赏赐制簋，后成为应国国君。该簋器内底和盖内有相同的27字铭文：“唯八月初吉丁丑公乍敔尊簋 敔用易眉寿永命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至春秋战国时期，虽历经社会动荡而“礼崩乐坏”，但是周礼确立的“以礼立序、以德为治”的制度范式却未中断，反经由东周诸侯革故鼎新，孕育出新的文明景象，彰显了中华礼乐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带有明确等级分别的成套铜鼎与编钟便是这一礼乐体系的体现。

　　鼎是礼器的代表，它不单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政令的重要载体，如郑国与晋国便都曾铸刑鼎，将法条铸刻其上；钟则是乐器的代表，与人们的生活节律密切相关，按古人的记载，二十四节气便是通过用于定音的律管测定的。钟鼎，由此成为礼乐的代称。

　　展品春秋王子午鼎器身满饰半浮雕蟠龙纹、窃曲纹和云纹，口沿攀附6条浮雕夔龙，似呈探水状，是迄今所知我国采用失蜡法制作的最早铸件之一。器壁内侧铸鸟篆铭文14行84字，大意为王子午铸鼎以祭先祖文王和进行盟祀，并因施行德政，受到楚国民众的敬重，希望子孙后代以此作为行动准则。该鼎的主人王子午为楚庄王之子、楚康王时期的令尹子庚。王子午鼎被誉为“鼎中翘楚”，代表了春秋楚国青铜器的崭新风貌。

　　展品春秋蟠螭云纹编钟为春秋时期郑国的乐器，出土于新郑郑国祭祀遗址窖藏坑，包括20件钮钟和4件镈钟。其音域横跨4个八度，具备完整的七声音阶结构，音律和谐，音色动听，至今仍然能演奏丰富多变的调式和优美的旋律。郑国祭祀遗址窖藏坑出土了编钟10余组，证明了“乐”在当时社会的重要地位。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乐器仍以西周流行的编钟、编磬为主，但音域更广，辅之以管弦乐器，能够演奏更加复杂、优美的音乐，不仅能满足礼仪场合的需要，也更能适应新兴贵族的娱乐需求。

　　透过“星起河洛——夏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可以看到，诞生于河洛之间的礼乐文化，自夏商定其规模，经周成其大观，构建起中华文明数千年不坠的大一统格局。它既包容“满天星斗”的地域传统，又以制度与精神将万方凝聚于共同的礼乐秩序之中。这份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智慧，如百川归海、生生不息，正是中华文明韧性与活力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政干部学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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